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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里几段有意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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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体制“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p8

“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p10

“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p11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p17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pp2528

关于人生:“阿尔卑斯山奇峰峻峭,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往,飞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欣赏。”(p32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对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p43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拚不拚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p47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p60

在说到童年时代目睹京剧学徒遭受到的残酷训练之后,何先生说:“如果这就是京剧的代价,那么我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据说解放后,教育方式已经改善,我祝愿美好的艺术实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p67

从湖南岳阳老家去长沙的经历又使得何先生产生了关于进步的疑问。那次他们一行上不了火车只能逆水行舟,因而路程耗费时间放大了数十倍。本来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结果走了五天。正值深秋,他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一路景色绝美,令人销魂。由此何先生问:“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的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pp7778

关于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何先生同意邹承鲁院士的意见,就是两个字: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pp9798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可以随便转。”(p99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整个社会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p101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钱穆和雷海宗先生都在联大开中国通史的公共必修课,各教一班,可是都只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陈受颐讲西洋史,一年下来古埃及还没讲完。“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是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p108109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科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p109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p109110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p111112)何先生举了钱穆、周培源和金岳霖先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例子,很是生动。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期间,大家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呆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p112)何先生讲的这些条件现在自然是都没有了。

关于图书馆,“联大有个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p111112)他批评现在的图书馆都成了藏珍楼。对借阅者管这管那,丝毫不考虑读者的便利。“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用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p122

“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必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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