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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下）
有关概念构成的问题实际涉及到“理想类型”的建构理论。由于篇幅限，也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重心所在，我不能在这里展开这方面的论述。（注5
“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马克思的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只要它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当然都是理想类型。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同样，只要它们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现实的（也即真正形而上学的）‘有效作用’、‘倾向性’等，其危害性也是为使用过它们的人所共知的。” (Weber.1949,103)
综上所述，纯粹的经济学只是一个如同“理想类型”的乌托邦，是人们为理解社会经济现象而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一个理论结构，但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只是在于帮助我们便于理解经济现象，但决不是提供经济现状应该与之接近的标准模式。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这个性质，来源于经济学概念的“理想类型”属性，即它们只是研究者主观“复合”而成并且只用作手段的工具，如果把它视为研究的目的，那它就真成了经济生活的“规律”了。我们在此需要指明的是，尽管现实中的人事实上并非与经济学“规律”所依赖的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而虚构的“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行事，那么我们就真的会被这种“规律”塑造成它所需要的人，这也正好解释了卫东所说的为什么学习经济学的学生“自私”的比例远远大于其他学科学生的这一比例。
纯粹的经济学只是用于经验分析的一种便利的理想类型。在经验分析中，理想类型都只有一种功能，这就是与经验实在比较，以便确定它的差异与同一性，用最清楚明白的概念对它们进行描述，并且因果性地对它们进行理解和说明。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的这种理想类型的属性仅仅只是这样一种设计，即如果一种行为模式或思维模式拥有完全理智的、在经验上和逻辑上（根据这种设计）的“正确性”和“一致性”，那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事实上“不仅存在不正确的推理或自相矛盾的行为可能比理想类型更为有用的情况，而且也存在由分离的抽象提供的简化比具有最理想的逻辑合理性的理想类型更为便利这样的整个行动领域（非理智的领域）。” (Weber，1949,42-43)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并不是要把“不正确”的有效行动改变成逻辑上“正确”的行动，更不可能因为经济学的“正确”而取消非理智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即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学因为其自然主义一元论信念而使自己的“科学兴趣”聚焦于“普遍有效的规律”。因此，现实中只有那些可以包含在规律之中的方面才是本质的，而蕴含着文化价值的具体的“个别”事件则被剔除在它的“科学兴趣”之外。
（三）价值判断与“伪道德中立”
在韦伯看来，受自然主义侵害的经济学最大的危害就是“伪道德中立”。显然，如果现实实在可以从理论的概念逻辑中推论出来，那么理论逻辑上“正确的”也就必定意味着现实中的“应然”了。于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上“正确的”，也就必定蕴含着规范行动的道德上“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就可以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了。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上“正确的”呢？我们先来看看韦伯是怎么分析的。
韦伯用一个在经济学中最常见的（也同样是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而熟知的，比如“把卖不掉的牛奶倒进海里”）例子(Weber.1949,36)：根据经济理论，当价格跌到成本之下时，为维护生产者的利润而有意销毁消费品，这种情况可以客观地评价为“在经济学上是正确的”。然而，这最多也只能是“经济学上是正确的”，在现实中却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把一系列的前提看作是“不证自明”的，而实际却并非如此。韦伯指出：第一，这里是用抽象的“不死之人”代替了活生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至少个人对他的继承者利益的考虑就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这种替代只是一种出于理论上需要的虚构，但即便是虚构，这也不适用于工人，更不适用于无后代的工人。其次，这里忽略了“阶级地位”这一事实，这种“阶级地位”本身就产生于所谓“资本与劳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最优’分布”及其可能（不是必定）使某些消费阶层的物品供应恶化；同时，这种“最优分布”不仅制约着投资的恒定性，也依赖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即其结果可能（不是必定）削弱那些阶级在价格战争中的地位。第三，这种解释无视各个政治集团成员之间出现持久的、不能调和的利益对立的可能性，采取了支持“自由贸易观点”的先验立场；一旦人们以此建立起“应当”存在的公设，这种论证就立刻从极为有用的启发手段变成了决非不证自明的“价值判断”。最后，如果通过假定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一致性来做出避免这种冲突的尝试时，那么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而销毁那些可用消费品的做法也不可能消除对它的批判，只是批判的重点发生变化，即变成了对市场供应总原则本身的批判。
由此可见，所谓“在经济学上的正确”其实无所谓“正确”。韦伯指出的第一点表明，这种“正确”不是相对于“现实的人”而言，或只是相对于经济学自己假设的“理性-经济人”而言的正确，是一种完全虚构的“正确”；韦伯所指出的第二点表明，这种“正确”无法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之中，它只存在于排除了各种现实的社会阶级、阶层及其现实互动之后的抽象“假设”之中，而这种“假设”的唯一功能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手段；尤其重要的是韦伯在第三点中毫不留情地表明，在无视现实社会实际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把这种“在经济学上的正确”直接过渡成“应当”，实际只是在表明一种“支持自由贸易观点”的先验立场，是一种决非自明的“价值判断”。最后，韦伯指出了这种解释的自相矛盾：如果这种“正确”必需在它的假设中避免所有可能的冲突，那么，“销毁可以消费的消费品”这一做法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市场供应总原则”必须经受批判。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利益博弈，一旦可能的利益冲突都被免除了，那么，“不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供应体制就没必要考虑竞争性市场出现的个体经济的利益问题，因此，也不需要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可消费的商品从消费中抽取出来。”
很显然，韦伯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是，他反对经济学用“科学”掩饰起来的价值判断。对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恰恰不以为然。比如，熊彼特在评论这场“方法论之争”时说：“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对环境具有典型的历史的辨别能力，并认识到应将价值判断与一定的环境相结合起来，他就可能提出历史性的相对建议，而又不失他的专业职能的本分。这多少（尽管并不完全）有助于证明经济学家作出价值判断是正当的。同时也说明了（至少是部分地），为什么有关价值判断的论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结果。然而事实依然是：经济学的进步——也包括其实用性的进步——过去曾经遭受到，现在仍然遭受着经济学家们的半政治性活动的严重阻碍。”（熊彼特1994，84-85）显然，熊彼特所谓“经济学家作出价值判断是正当的”，这句话里包含着一个不能从他所给的事例中直接推导出来的结论，即这种“正当性”源自正确的“事实判断”，当然，我们从他的例子中看到的只是“价值判断应该与对环境的正确认识（具有典型的历史的辨别能力）结合起来”从而就“可能提出历史性的相对建议”并且“不失他的专业职能本分”。换言之，经济学家这种所谓的“历史性的相对建议”既包含了对环境的“历史的辨别能力”（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也自然地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即历史性的“要求”），因为两者“是相一致”的，否则，如果根据他那“对环境具有历史的辨别能力”得出的结论恰恰是从他的价值判断看来无法接受的事实，那这种所谓的“结合”又何以可能呢？
“鉴于他认识到一种明确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以运用在他看来可能在道德上或其他方面有疑问的新手段为实现他的目的的条件；或者它以他断然拒绝的伴随性后果的回报为条件；或者它会使他的劳作成功的机会方面，必定会显得像堂吉诃德的努力一样徒劳无益，他是否应该放弃实现自己的实际价值判断的希望。” (Weber，1949,23)
熊彼特会说“这只能证明他的价值判断不正确”。显然，熊彼特的这种“结合”其实正是韦伯所不能接受的那种：“认为是明确的进化原理支配经济生活，因而在规范意义上正确的就是与必然发生的东西相一致的观点。”对此韦伯说，他无法理解经验科学工作者为什么总要对这种“发展趋势”特别优待，以至于把最终只是出于价值（判断）问题的“适应趋势”伪装成表面由“科学”的权威掩饰起来的原则。(Weber，1949,23)
罗卫东在文章中说：“毫无疑问，只有就所服从的目的和所服务的价值角度来判断，社会科学才是道德科学，而基于某种先定目的和价值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应该是严格经验性的和价值无涉的，它关心的是与问题有关的社会实在的各个因素的性质和彼此关联的作用机制。作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在确定了某个问题之后，他要做的是收集数据，弄清事实，建立假说，展开验证，在此基础上提出结论。总之，他应该运用符合行业标准的专门训练所养成的操作技艺来处理对象。在这样的生产程序和劳作过程中，没有价值判断的立足之地。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5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针对这段文字，我们再看一段韦伯的相应评说：
“谁都不会否认，人们可以从某种人所共欲的目的出发，只讨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并且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一场纯粹需要纯粹经验来解决的讨论。但是全部的探讨恰恰集中在目的的选择上（而不是给定目标的‘手段’选择上），也就是说，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在何种意义上个人所做的‘价值判断’可以不被看作‘事实’，而是被看成科学批判的对象。如果把握不准这一点，那么其他的深入讨论都是徒劳无益的。”(Weber，1949,12)
显然，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首先，真的可以先确定了“目标”然后价值无涉地进行“手段”研究吗？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经济学只是探讨给定目标的手段合理性问题，即只讨论措施或方法，不讨论目标本身的问题。这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对目标的认识存在一致性，这可能吗？
韦伯说：“几乎在所有一般地阐明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讨论措施时每个人都会对明确、实在的目标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此外，“人们也会基于非常不同的终极原因而追逐完全相同的目标，这些都会影响对措施的讨论……只有在关于达到目标的措施的讨论取得结果时，人们才会对某个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对此没有人会表示怀疑。” (Weber，1949,11-12)
我们的经济学是基于哪些“先定目的和价值”的呢？这些目的和价值真的在讨论措施时是没有不同解释的？比如“国企改革”是一个“先定目的和价值”吗？难道在讨论措施时不是形成了各种巨大的认识上的反差吗？这些不同认识不正是源于与“国企改革”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不同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相互之间的冲突吗？事实上，正是因为“国企改革”并不是一个“给定的目的和价值”，一旦到了讨论“手段”时都会对所谓的“给定目标”产生不同的理解。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里所谓“先定的目的和价值”并不是给定的“事实”，而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只不过套用了源于日常生活用语的集合概念，这种集合概念具有特殊的危害作用，就韦伯举例的几个概念“‘价值’，或‘生产性的’、‘从经济观点看’等一般经不起精确的概念分析的术语，已经产生了怎样的混乱”，它所产生的危害作用是“局外人实在难以相信”的。
其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
事实上，所谓“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先定的目的和价值”，在出于现实的不同利益的理解上都只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什么显而易见的“目标”。只不过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看来这意味着已经解决了的“就所服从的目的和所服务的价值角度来判断”的问题。但是，韦伯认为，我们不能把这种“价值判断”当成“事实”，而必须把它视为科学批判的对象：
我们必须极力反对的观点是，人们可能“科学上”满足于那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判断的习惯的自明性。对我来说，科学的特殊作用恰恰相反，它要对那些变成自明的惯例提出问题。(Weber，1949,13)
正如韦伯说，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既是一种“方法”又不只是一种“方法”，说它是一种“方法”是因为它用来观察现实的依据至少是某种表面上稳定的价值观，即人类“财富”的增长；说它不只是一种“方法”是因为它被并入了18世纪的理性世界观以及自然法则的宏大规划之中，这导致了经济学无法“发现那种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观点的成问题的特质”。结果是，看似目标是给定的，但是却将具体的实际问题归并为“普遍有效的规律的特殊实例”。(Weber，1949,85-86) 经济学依照自然科学的逻辑，认定科学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规律”，因此，“提出一种类似于精确的自然科学命题的抽象的纯粹形式的命题体系，是从精神上把握社会多样性的唯一手段”。由此出发，经济学所谓的“经验有效性”虽然不是经济原理自身的经验有效性，但“所有这些理论必定共同地在自身中包含有事件的真正现实性，也就是实在中值得认识的东西。”
对今天的经济学来说，经济学方法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即以形而上学的有效性代替客观有效性，是用“科学的”包装使实际的价值判断遮掩起来，这恰恰是韦伯最无法容忍的“伪道德中立”行径。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不是反对什么“道德专制”，而是应该注意那些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 “伪道德中立”（pseudo-ethical neutrality）的预言者。
什么是“伪道德中立”？那就是在消除所有实际价值判断的表面下，可以通过简单地“让事实自己说话”(“letting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就会使这种偏好具有特殊的力量。“往好的方面说，我们的议会和竞选演说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并且以此完全合法地达到它们的目的。要说明大学讲台上所有这些做法，特别是根据要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区分开来的观点来看，是所有陋习中最令人厌恶的，这并不会费多少口舌。无论如何，即使为他不应该拒绝他自己做出价值判断的权利，他也必须向学生们和他自己完全地阐明这些价值判断。” (Weber，1949,9-10)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评判，尽管他说“没有必要特别指出”：
那些诡称自己是讲坛政治价值判断反对者的人，当他们试图对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文化和社会政策讨论援用常常是被他们严重歪曲了的‘道德中立’这一假设时，他们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当的。这种虚假的‘道德中立’倾向的实际存在，说明了为什么为数众多的理智而诚实的学者仍然继续在教师职位上断定他们个人评价的正确性，（这种虚假倾向在我们的学科中表现为有影响的利益集团的那种固执而强烈的党派偏见）他们如此自豪得意，以至于看不到他们自己同这种伪道德中立是一致的。” (Weber，1949,6)
其实，究竟什么是“伪道德中立”？这个标准在这里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基于相信“让事实说话”或让经验科学说话，于是以“道德中立”的名义，不仅不允许在大学讲坛上出现价值判断，而且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进行道德评判（注7），因为在他们看来，“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经验科学理论从“事实”推导出来的，所以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的价值判断都是对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的“道德专制”！
（四）不是结束的结尾
文章到此只能先打住了，篇幅不允许我再往下写了。但是问题还远没有结束，比如关于是否允许“教授的皮包里装入政治家或改革者的指挥棒”的问题，为什么要“正确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并基于这种区分，将二者都视为严格的教育范畴”？为什么韦伯说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当然是要“对国家政策做出价值判断”，并且这是这门学科的“最直接和唯一的目的”？经济学真能去“道德化”吗？
我当然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跟经济学家们说明白的，它们都将涉及到一系列更为深层的理论探讨。
根据韦伯的观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依据我们的观点，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供据以能获得适合于直接活动的指令的规范和理想。”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价值判断从科学讨论中排除出去”；而是意味着“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判断上”，必须搞清楚：“关于理想和价值判断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Weber，1949,52)
参考文献：
Weber，Max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李凯尔特，1986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
冯钢，1999《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杭州大学出版社
史蒂文∙卢克斯，2001 《个人主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约瑟夫∙熊彼特，1996 《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注释：
[1].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49. New York p.49-112.中文译本参考《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译，中同人民大学出版1992年版。
[3]. 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49. New York p.1-47
[4].“this claim fails to observe that….。”在罗卫东援引的韩水法译本中误译为“这种要求注意到”
[5]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冯钢，1999）中的相关论述，特别是第二章2-5.节。
[6]韦伯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建构是指类似于经济学目前使用的一般概念，即“将理想类型作为事件变化中被认为是稳定的联系的抽象概念，作为发展所赖以实现的历史上的个别集合体”，比如“手工生产”(Weber.1949,101)。
[7] 像罗卫东在文中所指责的“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郎咸平“拿国有资产流失说事”，“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更加倾向于激起读者的道德义愤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泛道德化对经济学的冲击以这两篇文献为最有代表性。”但这两者都是发表在大学讲坛之外的公共场合。
永远的鲁迅先生
明天是先生七十周年的忌辰，不用说一定有无数的纪念文章。自然并不会少我的这一篇，可我还是要写。
碧焰馆主自称是鲁迅铁杆的拥趸。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我。无庸讳言，本人不仅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先生的追随者，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也还会是。
记得去年春节那天，我去了三联书店捧回了新版的《鲁迅全集》作为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心里的高兴和激动难以言表。当即写了篇小文帖到博客上，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其中我有些回应，讲的就是自己对先生的感情。
很难说清楚，我对先生爱戴到有些崇拜的地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的文章，抑或是因为他的为人，仔细想来都不完全是。对先生执著的感情，其成分难以分析。
读先生的作品，最大的心理感受就是胸中充溢着一种非常沉郁的激情，一种大气磅礴、动之久远的激情。先生愤怒，我必跟着愤怒，先生慈爱，我也跟着慈爱，先生开颜，我也会心莞尔，先生用他特有的文字说理，我心悦诚服。
近几年来纪念先生的文字，较喜欢的是陈丹青和张承志。前者看似洒脱飘逸，实则其中透着激愤；而后者目之峻严高迈，仔细体味，则蕴含着柔情。无疑，两者的性情和气质都有些不同，但对先生都有浓浓的感佩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我写不出那样感人的纪念文字，不过得承认他们说出我的某种感受，这也很好。
有人说，鲁迅活到今天，必是一超级愤青。我完全不同意这个预言，环顾左右，如Han’han辈，愤青多半是有意为之的，看上去多多少少有些“秀”意，本质上都是肤浅的，其实也都是些没有责任感的胆小鬼。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小聪明有多大的人气，这种玩弄文字肆意妄为，洗劫一切价值以换得“社会性讶异”的嗜好，先生是决没有的。他不是这样的“秀”才。他是真有话说，他说的也都是真话。
想来想去，觉得先生的感人在于这样一些方面。
首先，他有大爱，有对国民的爱；虽然言苛词刻，近于毒舌，但任何一个不是白痴的人，只要认真听他说，都知道其中包含着的至爱至情。我们读《圣经》，知道耶稣当年严厉训斥他的门徒，那语调其实也是非常狠毒的，可谁都不怀疑基督的圣爱。为何先生一开骂，就有人指责他人格有病？可见有些人一直不怎么公平厚道。（不好意思，把先生比作基督，多有得罪！^_^）
其次，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恨与恶。人格卑鄙、暗箭伤人的小人，他至死一个都不宽恕，彻底的疾恶如仇，这是真正男人的勇敢。他知道仇恨也是需要承担代价的，但他不想为此而改变立场。先生于我们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身上苟且、卑鄙和懦弱的东西。
早年学医的先生愤而从文，立志医愚，他要诊出国人心里的病、精神的病。他有医者的爱心，也有医者的冷静。
先生写的东西不少，但不妄言，不虚作，有理有据，加之言辞定准，使得他的作品总是那样地禁得起辩论。他是有真学问的人！
当局总想着置他于死地，不少的论敌也狠毒地咒他，可他总能置之度外，是一个有真气概的人！
先生于艺术，深有造诣，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对一切进步的力量赞赏有加，毫不迟疑施以援手，是有真性情！
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鲁迅生，他有真学问，真气概，真性情！这样的先生，我们不追随，追随谁？！这样的先生我们不纪念，纪念谁？！
很多人会说，人无完人，鲁迅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这个我当然知道。问题是，这样的缺点和错误在别人身上也许是不可原谅的，可在先生那里，大家愿意原谅他。一个人有不少错误和缺点的人，还值得那么多人深爱他、崇拜他、追随他？！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得好好想一想。
Btw：开《新语丝》的方舟子兄，像劫法场的李逵，挥着板斧一路杀过去，难免会伤及好人。因为丁丁受过他的伤，我心里有些不快。不过，我认他是鲁迅旗下的猛将，所以还引以为诤友。如果舟子兄有意识学些先生当年与黑恶势力斗争的技艺，也许误伤少些、效果更好些。^_^
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上）
“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
——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
冯钢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作者本人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以韦伯的“价值中立”为名，要求在社会科学中消除“道德专制”、强调经验科学的“纯粹技术性”等观点和立场进行分析和批判。作者认为，韦伯不但没有为经济学等经验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提供任何理论依据，相反，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始终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目标上的根本区别，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文化价值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文章通过对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的理解，着重分析了经济学自然主义倾向中实际隐蔽着的“伪道德中立”。
关键词 客观性 价值判断 理想类型 “伪道德中立”
卫东先生的文章很有气势，也很直率。但在我看来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源于卫东对韦伯作品的误读，另外还有些问题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来梳理后才能显现出来。本文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清理，只准备就韦伯作品（特别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文本理解与罗卫东先生做个讨论。
一、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其实，读过韦伯原著的人立刻就会发现，罗卫东的文章似乎只涉及了韦伯“客观性”一文的第Ⅰ部分，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韦伯在开篇中就声明了：“无论是以编辑的名义做出的论断，还是给《文献》提出的任务，都与作者的个人观点无关。”他自己“只对第Ⅱ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负责”(Weber1949,49)。其实，在文章的第Ⅰ部分中，并没有谈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什么的问题，而只是对“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做了严格区分，并重点说明不可能从经验知识中推论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区分不仅没有得出一个所谓经验科学具有自身“客观性”的结论，更没有推出经验科学可以不经受道德评判、可以以经验科学的名义“去道德化”；相反，正是这种区别才真正导致了“客观性”问题的出现。所以，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为了响应第Ⅱ部分的主题韦伯才提出了“客观性”的问题，即在我们对“价值判断”和“经验知识”做出原则的区分时，我们实际上预先假设了存在一种绝对有效的知识，即关于经验社会实在的分析整理；但正是这个预设在“我们所要讨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有效真理的意义”上成了“我们的难题”(Weber.1949,63)。
这个“难题”源于我们意识到了预设与方法、概念之间的冲突；意识到了观点的经常变换以及概念的经常重新规定；意识到了分析的理论方式与历史方式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像韦伯文章中那位“绝望的维也纳考生”曾经悲伤地抱怨的，它构成了“两门经济学”（(Weber.1949,63）。正在这个地方，在第Ⅰ部分结束的最后一段话中才真正道出了文章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Weber.1949,63)然而，正是在韦伯要开始讨论问题的地方，罗卫东的视野终止了；或者说，罗卫东借韦伯名义得出的经验科学“去道德化”和消除“道德专制”的要求，在逻辑上却先于韦伯的发问。
从最概括的层面上说，第Ⅱ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科学的文化含义；一是韦伯方法论中最让人困惑的“理想类型”问题；但是这个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还是第Ⅰ部分的逻辑延续，在第Ⅱ部分中它只是为第二个问题，即“理想类型”问题做了一个铺垫，“客观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理想类型”。当然，铺垫也很重要。
在最初建立社会学的过程中，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坚决拒绝了一门在他看来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学科──心理学。孔德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全部心理功能只有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才能得到恰当的研究。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观察而忽视了反思和内省的实证主义立场，使得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对社会学产生了反感，认为一种只考虑外部经验而不考虑内在经验的社会学，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所以，狄尔泰把他自己的研究称为“精神科学”。但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却认为“精神”是一个危险的词，一方面它有可能被实体化为一种超自然的实在（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心理主义（这一点正是针对狄尔泰）。所以他使用“文化科学”（李凯尔特，1986）。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在一个无穷无尽的现实联系中，通过选择来建立一个有限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都需要用普遍概念来选择出对象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又允许这些普遍概念结合在一起。所不同的只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对象的共性或可重复性；而文化科学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则是个性或不可重复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凯尔特十分强调普遍概念的结合，即通过概念结合而创造出来的个别的“复合体”。而这正是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最初获得的理论启示。在李凯尔特看来，正是由于概念的结合，所以，文化科学也可以有“共性”概念，只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共性”，文化科学的共性概念是被称为价值的“共相复合体”。例如，历史学运用“共相复合体”使得那些在实现某些文化价值方面具有肯定或否定作用的事件被历史学家选择出来。问题在于，“共相复合体”究竟是一种什么价值？文化科学是否可以受价值判断的污染？对此，李凯尔特区分了“价值评判”和“价值参照”：前者必须始终包含称赞和指责；后者则既不称赞也不指责。这样，历史科学就不会仅仅因为参照“假设性”文化价值而失去其客观性。
对于历史学的客观性声称而言，困难在于实际的多元价值现状不可能把历史整理成一个整体。但李凯尔特坚信，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最终依赖于这样的假定：他使自己的主题所诉诸的文化价值具有客观有效性（即普遍认同其参照价值）。他认为，价值拥有一种超个人的有效性，因为这些价值从本质上说是非感性。在这里，李凯尔特强调：这种“客观的”文化价值是“价值关联”的基础。
既然现实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即使我们集注意力于现实的某一特定因素，也会发现它仍然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对现实世界做出详尽、“客观”的科学描述。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预设了从经验世界无穷无尽的相关复杂性中做出抽象，或者说选择。注意：这里所说的选择，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有着无限相关复杂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无限多的、却彼此毫无关联的现象堆积起来的世界。这也就是说，通过选择而被我们舍弃的内容实际上是与被我们选择的对象有着无限复杂联系的内容，只不过我们的选择不可能穷尽这些复杂联系而只能将其从主观上割断，但这绝不意味着事实上就不存在这些联系。因此，如前所述，任何形式的科学分析或科学知识体，不管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都意味着从现实世界的无限中作了选择。问题只是在于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选择，而不是那么选择？李凯尔特已经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寻求的是“规则重现的关联”，文化科学依照的是“价值关联”，换言之，文化科学的选择标准是“客观的文化价值”，但绝不是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这就是“价值参照”或“价值关联”。
对此，狄尔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把他的材料诉诸外在于其主题的那些价值标准。李凯尔特所寻求的非个人标准和习惯于从进行解释的历史学家用来赞扬或指责的那些个人价值观一样都是外在的东西。他认为历史学家进行评价的基础是：从主题本身出发理解主题，特别是要识别出从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际间价值（考虑这一点对麦金太尔的影响）。
那么，韦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要从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性质说起（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无法在此展开，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话归纳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在价值多元和伦理式微的现代性状态下，社会科学将如何重置“意义”）。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就是“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也就是说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形成的。因此，基于这一点，韦伯接受了李凯尔特的观点，“价值关联”仅仅是指对特殊的科学兴趣的哲学解释，这种兴趣不仅决定了对特定课题的“选择”，即，强调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会导致了对“经验有效性”（正当性）问题的重新认识，即，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经验材料总是与那些唯一使它们值得认识的价值观相联系，它们的意义源于这些价值观（Weber.1949,110）。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一，价值取向先于并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存在，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可以从“无预设”的经验科学中得出价值判断的观点，因为所谓经验研究实际上只是研究者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选择了绝对无穷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对象恰恰是因为参照了价值观念才具有了某种科学意义；
“有限人类理智所能从事的对无限现实的所有分析，都建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的基础上，即只有这种现实的有限部分能构成对象，只有这种有限部分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重要的’。”(Weber.1949,72)
第二，选择必然涉及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科学研究不存在“客观性”，而是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材料的“意义”根源于惟一使它值得认识的价值观，而不在于它本身；
“一个事件，作为‘社会-经济’事件，其性质不是它‘客观地’具有的，而是受到我们认知旨趣、倾向的影响和限制，因为它产生于我们在给定情况下赋予特定事件的特定文化意义。”(Weber.1949,64)
最后，“对社会现象根本不可能做出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Weber.1949,72），用所谓把经验现实还原为“规律”的科学方法来“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是没的意义的，关于“规律”的知识并不是文化科学研究目的，它最多也只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时我们心智所使用的各种辅助物之一。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认识具体社会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无论是概念的创造还是概念的批判，都要服从于这个惟一的最终目的。
“意义性自然不与规律本身相符合。规律越一般，一致性就越少。因为一个现象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不能从它与其它众多现象共有的那些关系中发现。”（Weber.1949,76-77）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并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借着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显示（或暗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这就是“伪道德中立”，因为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有其价值蕴含的。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呢？简单点说，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主观性”。因为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全都依赖于范畴整理给定的实在，而这些范畴在为我们的认识提供先决条件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主观的！在以经验知识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价值的预设为基础的意义上，它们也是主观的！正因为如此，“可以为我们的科学所利用的工具（范畴），却不能为那些在他们看来这种真理毫无价值的人提供任何东西”（ Weber.1949,110）。对科学真理之价值的信念是某种文化的结果，而非人类原始本性的产物。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提供了既非经验实在亦非经验实在之模写的但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有助于对实在进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断，这就是“理想类型”及其运用。
（二）理想类型与经济学
其实，韦伯在 “客观性”一文中是有一个目标对象的，这个目标就是经济学。在韦伯看来，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相信可以从“抽象的”理论中推导出实在；而韦伯却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经济为确立类似自然科学“规律”性的概念构造与韦伯提出作为社会科学工具概念的“理想类型”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理想类型”是韦伯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概念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理解从具体的个人的观点看来具有意义的现象这一目的的工具。”(Weber.1949,106)它不仅不排诉价值，相反，价值只有作为理想类型，它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意义。
“如果人们理解到基本源于康德的现代认识论的基本思想的含义；亦即理解到概念主要是并只能是理性驾御经验材料的分析手段的话，那么精确的发生学概念必然是理想类型这一事实则不会导致停止对它们的构造。”（Weber.1949,106）
在韦伯的时代，许多经济学家都已经明白，他们不再可能用“规律”的阐述来代替对实在的历史认识，也不再可能反过来，通过对历史观察和排列来构造“规律”（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反而连这点自觉都没有）。但是，经济学似乎无法摆脱它对“规律”的依赖，在经济学家看来，认识、发现“规律”是科学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像自然科学一样，对自明性规律的阐述不仅是惟一精确的认识形式，而且也是惟一允许推论那些无法直接观察的事件的认识形式。于是他们从我们直接经历的有现实性的人类行动的各种关系出发，认为科学能使这些行动的过程以公理的自明性而直接被理解，并且能从这些行动的规律中推导出来。换言之，经济学家要求抽象理论原理具有这样一种这种意义上的“经验有效性”，即现实实在可从“规律”推演出来。要求理论本身必定包含事件的真正现实性，即现实实在中值得认识的东西。
经济学的这个抽象理论创源于从心理上孤立人类特有的“本能”，即获利本能（今天的经济学家称其为“自利”本能），以及孤立地考察人类行动的特殊准则，即所为“经济原则”（今天称为“最大化”）。经济学家以为完全可以依赖这种心理学的“公理”来构建其精确的、因而也是纯粹形式的命题体系。但是，这种被马克思称为“18世纪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实属无聊（现代所谓桑塔菲学派的“杰作”，也不只过是在“进化论”的招幌下再度重复了这种无聊），而即使在韦伯生活的时代，明智的学者也已经发现，对经济现象有价值的心理解释并不是从对人的心理品质的分析进入到社会制度的分析，“恰恰相反，阐明制度的心理前提条件和结果，是以对这些制度的详尽了解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为前提的。” (Weber.1949,88)人是生活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是生活于某种制度之中的人，也同样无法通过控制制度条件来获取一个前社会的、超社会的或非社会的“个人”。正如斯蒂文•卢克斯所言“这种抽象个人观的关键就在于，它把决定社会安排（实际地或理想地）要达到的目标的有关个人特征，不管是本能、才能、需要、欲望、权利还是别的什么，都设想既定的、独立于社会环境的。人的固定心理特征的这种既定性，导致了一种抽象的个人观。这种个人被看作仅仅是这些特征的负载者，这些既定的抽象特征决定着他的行为，表达了他的兴趣、需要和权利”。（卢克斯，2001，68）
正是这种“个人观”成了经济学以严密逻辑建构所谓“规律”得以可能（如果不承认这种“唯利是图”的个人，“经济规律”，如最基本的“市场配置”等等，就都没有可能成立）。
受自然主义的影响，经济学力求将自己构筑成一门自然科学，它坚信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并且以发现经济生活“规律”为自己的最终任务。于是，一个从中可以推导出经济生活现实的抽象概念体系就成为对社会事件进行精神指引和实际控制的唯一途径。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规律”的建构是否合法，而是在于这种“规律”被视为何物？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不管成功与否的）启发手段或认识工具，它自然有其合法性；但如果把它视为“实然”并进而推导出“应然”，那么它就是荒唐！在《“道德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含义》（注3）一文的最后，韦伯正是就经济学的“概念”、“规律”的属性问题提出了“道德中立”和“伪道德中立”的划分，即“道德中立”是建立在经济理论作为认识工具的“理想类型”基础之上；而“伪道德中立”则是源于把经济理论（其“概念”和“规律”）当成“自然的”现实实在：
“纯粹经济理论，在它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的分析中，特别要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经济理论做出同实现几乎没有完全一致过的却又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相近似的假设，并且提问：如果人们的社会行动是完备理性的，那么它将如何在这些假设条件下行动。经济理论特别地假定了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也就是说排除了政治力量和其他非经济考虑对行动的影响。” （Weber.1949,43-44）
就上述意义而言，“经济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有效手段，过去是并且将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它“是一种‘不问政治的’、主张‘非道德评价的’、并且在上述意义上是‘个人主义的’”， &nbs; &nbs; &nbs; &nbs; &nbs; &bsp; &bsp;
“但是，激进的自由贸易学派却把它理解为‘自然的’、亦即未经人类的愚蠢行为弄糟的实在的详尽反映，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它看作‘应当’，看作在价值范围内有效的理想，实际上正相反，纯粹经济学只是适用于有关实在的经验研究的理想类型。” （Weber.1949,44）
在韦伯看来，经济学的问题涉及抽象理论的两个方面：即概念的功能和概念的构成。
首先是经济学理论（概念）的功能假设出现了问题。经济学理论在这里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一旦逻辑自洽的理论建立起来了，经济学就坚信它们能够被运用来“从给定的真实前提中得出能够定量陈述的结论，因为既然给定了目的，经济行动就是被相关的手段‘规定’了的”，这就相当于物理学定理的类推。可是，现实并不是根据理论逻辑来安排的，也不会像理论假设那样单纯和清澈，除非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乎真实的生活现实，否则，从理论逻辑中推导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满足认识现实的要求的。所以在韦伯看来这纯粹是一个逻辑悖论：经济学的
“这种主张没有注意到（注4）：即使在最简单的实例中为了能够达到这一结果，现存历史现实的总体，包括它所有因果联系，都必须被设想为‘给定’和假定为已知。但如果这类知识能为人的有限心智所理解，那么，抽象理论则不会有任何认知价值了。”（Weber 1949 ,88）
所以，概念只是工具，它所起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无能为力把握现实，甚至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因此，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和发展，随着我们的问题意识的变化，以及我们关注事态的角度的变化，概念体系是需要经常重构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真理。
其次是经济学的概念构造出现了问题。韦伯认为这种错误主要源于自然主义的偏见：
“自然主义的偏见认为，文化的一切概念都应该与精密自然科学的概念相一致，这导致了人们对这种理论结构的意义的错误理解。” （Weber 1949 ,88）
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自觉－回到韦伯[1]
按语：以下这篇文章的由来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它被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的第五期。发表以后，即有朋友，也是这个领域的高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指责我在文章中宣传的是“伪价值中立”的观念，这正是韦伯当年非常反对的。因为没有很充分的时间来与他争论，我想还是让文章自己说话，特贴在这里请大家评判吧！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文章认为，泛道德化和不合理的功利诉求是阻碍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消除这两个障碍要求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对社会科学的基本依据和功能进行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需要寻求思想史的资源，作者主张回到韦伯的立场作为新的出发点。
关键词：韦伯 社会科学哲学 学术道德化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社会，社会理论或社会科学[3]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或者很混乱的局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成长遇到多方面的障碍。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觉行动。
一
我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所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及其彼此冲突斗争，已使得社会科学本身的研究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学术研究后政治化时代，泛道德化开始对社会科学研究造成严重冲击。当学术用道德来判断时，就必然面临着一个非常糟糕的处境。专业理论工作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了博得公众的认可，会不由自主向道德这一边靠拢。道德化的学术能够使学者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因此它的威力要比极左时代的泛政治化还要深入人心。其结果就是，所谓的社会理论会变成一朵结不出果实的花。它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泛道德化的倾向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导致对学术工作的“道德专制”。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当他面临道德与学术良知之间的冲突，到底该如何选择，这已经开始成为让人头痛的大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处的困境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因为去道德化的程度和水平都是执社会科学之牛耳者，经济学也就首当其冲，承受了最大最强的火力。最近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4]，社会各界、各种媒体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它们的共同点是基于五花八门的价值观来发泄对经济学家的工作未能帮助实现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不满。即使是完全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的外行，不论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经济学，哪些理论可以放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哪些人配称为经济学家，只要手握“道德”和“正义”之剑，就可对经济学家的专业工作说三道四。
如果说，来自学术界以外的声音，充其量只是形成了某种基于需求转向的焦虑和压力，那么让人十分沮丧的在于经济学，包括整个社会科学的内部，对泛道德化的呼应。去年开始的“郎风暴”让经济学家噤若寒蝉，原因不仅在于某些人挟道德之威说事，而且在于国内经济学家似乎谁都不愿意背上无德的恶名，因此也就无法展开基于学术共识的自由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外行和内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在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学术上的交集。
对于经济学遇到的困境，其他社会科学家似乎不仅不愿意施以援手，反而持有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遗憾和悲哀的。激烈一点讲，任何对经济学目前的处境抱有幸灾乐祸态度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我看来都有些不负责任。因为，这种态度不是表明他们认识上的糊涂，就是表明他们在进行学术批评时宣泄了本不该有的“私人情绪”。我并不否认经济学在它的发展中的确存在很多不符合学术要求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批评和指责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严肃的、严格基于社会科学规范的学术批评。
我愿意提醒的是，经济学所遭遇的“道德专制”是最早的，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不对这个过程的“合法性”给予认真的对待，其他任何门类的实证性社会科学也将被置于道德的祭坛上。经济学的今天很有可能是就其他社会科学的明天。
社会科学界不能自觉抵制泛道德化的潮流，关键还在于我们尚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社会科学、如何达成社会科学认识的“真理”这类问题，我们也缺乏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冷静思考。
第二个考虑，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被“无用性”指责压得抬不起头来。具体来说，关于社会科学“有用性”的三个巨大压力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失去了自主性，乱了方寸。这三个压力分别来自于政策、科学和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比作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面临的三座大山。
首先，来自政治（政策）的压力。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个很好理解，老一辈社会科学家都经历过这类压力，故不必赘述。表面上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意识形态的压力也许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公共决策对社会科学强大需求的压力。但是，仔细考虑起来，这两个方面还是缠绕在一起的。勿庸置疑的一点，即使是在今天，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学者在宪法的规范之下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还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多受过专门训练的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主动从最需要深入和专门劳作的“敏感地带”抽身。这并不是谁正式警告、威胁过他们或者谁明文禁止他们进入，而是一种对危险的主动规避。重大的敏感问题，难度大、所需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不容易很快出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引火烧身。学者不愿意投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由于学者自己对政治压力和风险有自己的主观判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力量自然供给不足；而一旦政府和社会有这个方面的需求，也就得不到满足。所以，乍一看，今天社会对社会科学家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给不出好的回答，其深层的原因则是很多高水平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都得了某种潜在的、深刻的政治风险恐惧症。
但是任何敏感问题最终都将转化为日常应用问题，正如军事科学和技术最后都会转化为民用技术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整个敏感问题变成日常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社会科学家来给出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些人不见了。如此一来，社会科学界又被置于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指责之下。很多人会说国家养了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关键时刻却什么用场也派不上，总不能为解决所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服务。这样以来，对社会科学的歧视从原来的明目张胆转为潜在的、学者自我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选择退守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自觉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继续做着不疼不痒、自得其乐的研究事业；另一部分人则被激发产生强烈的自我证明的愿望，他们对现实产生空前的热情，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发挥影响政府、启发民智、改造社会的功用。在没有长期和专门性学术积累的情况下，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会使学者迅速和社会打成一片，失去了严肃学术研究必须保持的观察距离，自愿或者被迫成为活跃在媒体的“公共知道分子”。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年突然出现了很多满天飞的“口力劳动者”。他们向社会宣讲一些良莠不齐、似是而非的“社会科学”道理，收取不菲的酬金。于是，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不是固化为自得其乐性的“考古性的历史研究”，就是沉溺于表达罩上权威光环的“社会常识”或者干脆就是个人意见。我们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其次，来自自然科学（技术）的压力。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挤压和歧视在任何一所理工科类型的大学中，是司空见惯的。即使我们有了“四个同样重要”的尚方宝剑，也几乎不能让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真的承认社会科学的同等重要性。不承认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不承认社会理论研究也是科学探索活动，这是很多自然科学家心目中的默认配置。它常常体现为一种智力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还导致了稀缺资源自动产生有利于自然科学的配置格局。这使得很多社会科学家迫切地需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其一就是力图使自己的研究看起来像个科学，从而能够获得自然科学家的认同和尊重；其结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在社会理论研究中使用数学、计量和实验手段，通过使社会科学形式化和空洞化来使社会理论具有科学的外貌，以此换取自然科学家们的承认。乐于这样做的人其实不愿意深究这样做在学术上的真正价值和局限性。第二种努力则刚好相反，就是竭尽全力强调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强调社会科学作为“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主张通过严格划界、非科学化等方式抵御来自科学方面的进攻。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以“精神胜利法”来解脱受歧视的状况。社会科学家因此又分化为“伪科学化”和“反科学化”两大阵营。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社会科学被解构了。
第三个是来自商业（市场）的压力。商业化时代特有的利益竞争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正在加大，不能否认这其中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商业化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从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中获取的报酬在今天已经是研究人员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某些学科来说，市场支付给成果的报酬高低已经成为学术价值高低的直接显示器。学科之间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虽然有差异，但利益导向的程度加深已经成为不争的发展趋势。即使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也在不断地寻求出卖知识的管道，学者不愿意放弃演讲和咨询服务的丰厚收入。其结果，就是学术研究的选题受到市场机制的控制，正如市场在调节经济活动存在失灵一样，在知识生产领域的市场调节失灵情况就更加严重。一方面，那些需要艰苦工作、长期投入和高风险的知识生产活动出现了严重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入门槛较低、短期效益显著的研究活动则吸引了过多的研究力量，重复研究、低水平竞争和过度供给的状况比比皆是。社会科学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正在面临市场化的侵蚀。
泛道德化和急功近利，是社会科学健康发展遭遇的最大敌人。而这两个敌人之所以如此猖狂，在于我们社会科学从业人员自身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观念糊涂。首先，人类对于社会能否做科学的认识，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来达成对社会的把握，以便得到具有最大程度普适性的成果；其次，社会科学的功能和效用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对社会科学提所谓“有用性”的要求？
从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科学健康成长端赖于学者们具有高度的哲学层面上的自觉的共识。不论这种共识是一个国家通过转型期的争论逐渐统一起来的还是通过学术交流由外部输入的。几乎每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都应该自觉发问：社会科学为什么可能，为什么人类需要有区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常识的这样一个认识领域，社会科学家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确立起学术自信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从业人员，作为一种职业的要求，首先应该有的是一个方法论的自觉。它有助于确立社会科学为什么是可能和不可替代的，对社会科学的作用如何提要求才是正当的认识。也只有确立了这些认识，我们才能非常冷静和自信地进行研究工作，才能避免各种繁杂错误观念的影响，才能避免在研究工作中出现低级错误。也才能使其他方面对社会科学产生尊重感。
总之，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反思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和功能，我们才有可能为社会科学找回应有的尊严。
另一方面，对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功能作深刻的反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会受到泛道德化和功利化的左右，除了转型社会自身的特点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关于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本土资源较为缺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人文方面是十分充沛而发达的，社会科学方面则非常贫弱。我们以前所谓的“格物自知”传统的认识社会或认识自然的方式十分粗糙，它强调对个人灵感的依赖，忽视学术训练特别是实证研究的训练。强调个人的思想性的工作，而不重视分工和有组织的团队。在更大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于一种审美活动和信仰活动，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这和发端于希腊理性主义，又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学术传统相比，情况很不一样。客观地说，中国的学者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也不是没有奇思妙想，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组织方式上存在太多的问题，因此很难产出成熟、规范、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成果。
二
由于缺乏特定的本土社会科学哲学传统，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内寻求思想史的资源。作为一个初步阅读的体会，我感到，马克斯·韦伯是一个最理想的出发点。
韦伯时代的德国，其社会转型的状况和中国今天非常相似。一方面，工业化的速度非常快，国家的功能在不断地扩张，然后社会各阶层的兴起，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彼此打架，宗教信仰不断衰退，所以对学术的要求变得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学派、思潮在社会上出现了，而且彼此很难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基础和功能问题哲学思考就变得非常重要。
当时的欧洲大陆思想发生过两次非常重要的争论。第一次是所谓的德奥方法论之争，就是德国的学者和奥地利的学者围绕我们怎么才能获得社会科学的关于社会的正确认识而形成的一个争论。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都卷入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认识社会，我们可否以及如何达到像自然科学认识自然这样的效果。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认为除了通过历史，通过文化，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身边的世界。这一派的学者他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收集案例和数据，以便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个材料上的充分把握，然后将其纳入到某一种按阶段划分的形态之中。但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等人则认为，社会科学有可能产生一种演绎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个一般的假设来建构一个类似于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知识体系。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形式化的处理来使社会科学具有近代科学共同的特点。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必须大量使用数学手段来对社会研究的对象及其彼此关系进行刻画。
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学术能够干什么，社会科学能够派什么用，研究社会科学的意义到底何在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和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社会科学和政策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派认为实际上所有正确的政治决策或政治行为都应该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不少人主张社会认识的真理应该立即的和直接地进入到政策领域，上升为政治行为；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其实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政治作为一种职业和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一个是行动的领域，一个是思考的领域；或者说一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和理解，一个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选择。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的逻辑，不可不加思考地混为一谈。
这两个争论，恰好是与上面我们所讲到的社会科学哲学两大问题相对应的。可以说，中国学者今天遭遇到的困境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学者遭遇的困境，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早就讨论过的问题。
韦伯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两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收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的论文反映了韦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在我看来，这个思考无论就其针对性和深度而言都是不容中国学术界忽视的。
以我个人阅读的经验，觉得韦伯的两篇作品，对于解决或回答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以及功能的问题是非常有启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1904年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5]，这是一篇将近60页的论文，它的重要性非常显著，而且越来越重要；第二篇是1918年或者1919年（时间考据上有争论）他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叫做《以学术为志业》。其中第一篇侧重于回答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及其方法，第二篇则是回答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限度问题。但是，两篇的问题本质上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际上，在第一篇中韦伯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社会理论的功能问题。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简单归纳韦伯的一些重要认识。
那么，韦伯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呢？
在《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首先对什么是社会实在进行了讨论。他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首先，“社会实在”是文化的或者说是历史的，因为社会实在是由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件构成，而社会事件既是某种价值观的产物，也导致了某种价值观的巩固或者解体，因此是被意义呈现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其次，“社会实在”是混沌的，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根本无法清楚地判断和断定所谓的“社会实在”是否有一个稳定的总体结构，即使有些学者宣城把握了这个结构，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明某种智力上的高度。根本上说，人只能研究“社会实在”的某个部分、某些环节，而这些部分和环节总是由特定的问题所凸现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没有问题意识的导因，我们没有进入“社会实在”的入口第三，“社会实在”是不确定的。社会实在中任何两个事件或者因素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决定性的、单向的因果联系，它们总是镶嵌在其他要素构成的系统之中，所以，我们不能断言自己能够彻底把握全部因果联系的链条。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社会实在的明显特征。正因为社会实在所具有的这样一些性质，人类就难以达到关于社会实在的总体性的认识，或者基于某种确定和普适性的前提去推演关于整个社会实在的一般知识。体系化的宏大叙事往往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
既然社会实在具有如此难以把握的特点，那么社会科学如何可能？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可能性首先来自于我们自身遭遇到的问题。没有问题也就找不到捕获社会实在的入口。“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实在的所有思想认识都潜在地依据于下面的前提：每次只是这个无限实在的一个有限部分才构成科学探讨的对象，惟有它才应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性’的。”究竟哪个有限部分才成为值得进行科学探索的对象，取决于特定的个人对时代精神和时代需求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也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本质上是文化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社会科学，一切问题都应该是由特定的情境激发的，因而总是具有当代意义。脱离了情境的，关于社会实在一般的考察，本质上是做不到，或者是无意义的。
其次，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在于我们能够发展起一种关于特定的行为动机和手段之间“逻辑”关系的考察技术。在被情境激发的有限问题的前提下，社会科学家必须先固定目的的一端，然后考察一切合乎这个目的的备选手段，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关于事件之间作用机理的认识。只要我们认同了研究的出发点和假定，那么对于作为逻辑推演结果的理论就一定会是共识性。“一切关于人类有意义行动的基本成分的思考首先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手段对于既定目的的适用性一开始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无条件地获知。因为我们能够有效地确定，哪些手段适宜于或不适宜于达致先定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凭借这个方法权衡利用某些可支配的手段最终达到某一目的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又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间接地把目的设立本身评判为实际有意义的，或者相反评判为对于既定的各种情形而言是无意义的。目的和手段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实际考察一个实际的或者备选的行动方案将会达到的结果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每一种手段都会导向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否符合既定的目标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不同的目标、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权衡，虽然最终涉及到价值判断，但是赖以作出合理选择的还是彼此之间的技术分析带来的结论。所以，对于目的与手段之间联系进行技术考察的经验科学就必不可少，离开它的工作，我们无法权衡。简言之，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联系的经验科学为我们把握社会实在提供了可能，韦伯甚至暗示，经验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处理那种作为一种专门分析前提而接受下来的关于意义的前提“假定”。韦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是他的全部理论中最具有价值也是最难理解的。在这里韦伯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它由关于价值关联、价值无涉、理想类型、概念体系等若干只要的论述构成。限于篇幅，我这里不做具体的展开，建议社会科学家认真地去阅读原作。简单地说，尤其是他关于理想类型的分析，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科学范式的演变都是与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相关。
韦伯又是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呢？
社会理论到底能够派什么用场？很显然，韦伯强烈反对把科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把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混为一谈。他完全不同意历史学派否认“存在的”和“应该存在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论点，一种是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支配；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有一种明确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事件。就是说应该存在的或者与无可变更的存在或者与无避免地生成恰好结合。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泛伦理主义科学的兴起。历史学派试图把伦理规范的形式特点剥去，通过把整个文化价值置入“道德”范围内的关系之中来从内容上规定文化价值，这样便把国民经济学抬上以经验为基础的“伦理科学”的崇高地位。韦伯认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可以是获取揉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
经验科学能够做的也只是为权衡提供依据，至于从权衡中作出决定，当然不再是科学力所能及的任务，而是实践者的任务。政治家和民众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他个人的世界观在各种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斟酌和选择。科学帮助他意识到，所有的行动，自然也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都意味着在结果中赞成某种价值，因而也总是意味着反对另外一些价值。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够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对各种方案进行选择，作出判断和决定始终是个人的事情，是由个人的欲望、偏好和良知决定的。虽然科学能够研究这些东西的具体内容的形成，但是，评价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信仰的事情，科学家不能代替当事人进行决定。
价值始终是个人的事情，是最具个性化的问题，是根本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论证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的价值问题和个别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必然是有差异乃至矛盾和冲突的。而经验科学确实无法就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问题作出比较和判断，它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肯定”各自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切实的考核，比较各种实现价值的手段、途径、方式之间的成本和收益。所以，经验科学是在逻辑这个一般原则下的具体的科学，它不能也不应该为解决一切价值冲突提供原则、规范和指导。韦伯说“以为能够首先为实际的社会科学提出‘一条原则’并证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然后便可以从中明确地推出用于解决实际的个别问题的规范，纯属天真，尽管一些专家仍然不时提出这样的见解。……以普遍有效性的最终理想的形式创造一个于我们的问题实际通用的标准，确实，既不是它的任务，也毕竟不是任何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实际上行不通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荒谬的。”[6] 在我看来，韦伯这段话基本上回答了社会科学何为的问题。
在后于《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十五年发表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韦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集中和具冲击力。这个演讲的中心思想在于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学术活动在理性主义时代已经不再承载信仰的目的，而是成为一种技术性的生产活动，一种职业。学术价值既不可以根据它能够证明某种价值观来确定，也不可以根据学术解决人生目标的可能性来确定。
近代以来，价值多元成为常态，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理由，而这些逻辑和理由再也无法统一和整合到一起。当代的学术工作就是像知识生产，像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制造产品一样。所以，韦伯心目当中的纯学术只是了解这个事情的逻辑，比如社会学只是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社会各个阶层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之后的结果如何，社会团体是怎么样的内部关系，内部的冲突服从什么样的机理，至于这个阶层该不该存在，这个冲突该不该发生，不是社会学家应该回答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回答得了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给学术确定一个非常有限和非常专门化的功能，那就是服从于认识上的不断分工，然后对事情本身做一个更加清晰的澄明，而不是试图去告诫别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在韦伯看来，政治或是指导生活实践的艺术是不属于课堂的，在课堂里或所谓的知识殿堂里只是告诉学生社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而不应该是说教，或者告诉学生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真正严肃的社会科学作品所应该承载的功能只是把事情的逻辑关系解释清楚明白，其结论不应该涉及到价值判断。韦伯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在大学里讲道德或者政治生活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正确的方法就是讨论民主的各种形式，分析民主的运作方式，比较不同形式的民主对生活状态的影响，然后将民主形式和非民主政治秩序的形式加以对照，努力让学生进入到一个能够找到出发点的状况，以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终极理想确定自己的理想。他不应该打着让事实说话的幌子把特定的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作用不必高估，但作为专业的知识生产活动，有三个作用是值得提出来的。第一，一种可靠的知识或学问能够让我们得到关于技术或技能的知识，好让我们通过计算或逻辑训练来支配我们自己的生活或支配外在的一些事物，以及对别人的行为做出一种判断，所以学问虽然不提供对生活意义的判断准则，但是它却提供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技能；第二，学问给我们提供思想及应有的思想方法，提供思考的工具，提供某种思考的训练，这种训练比单纯地掌握某种技能又更高一个层次了；第三，韦伯认为最重要的是学问能让人变得清明。也就是说通过对知识的接受或形成知识的逻辑的接受，我们可以判别，一旦我们认同某个观念或者我们认识到生活某种意义，那么服从于这种意义的一整套逻辑体系是什么样子的，一旦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被确定，什么才是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手段、程序和途径……。通过学术的训练我们可以比普通民众更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已经了解自己的人生目的，清楚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前提下，服从于这个目的和意义的一整套的操作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术训练是帮助一个人提升判断自己的责任、提高履行责任能力的一桩事情。
学问就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经营的一种事业，是一种志业。学问最大的用处就是为了达到认识上的自我清明，它有助于我们透过芜杂的表象认识事物的真正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和大学的人文教育要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单纯的、价值无涉的一种生产活动，其主要功能就是帮助自己形成一种关于目的－手段之关联的非常正确、清楚、明白的看法，道理讲清楚以后，会有助于一个人投身到生活的实践当中去。社会科学的认识不一定能帮助一个人确定什么人生目标但却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实现既定的人生目标。
总结起来讲，韦伯就社会科学可能性的回答，贯穿在他关于问题意识、目的－手段链、理想类型的艰深讨论之中；而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意见则显然是克制的、低调的，他认为经验社会科学不应该有指导生活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功能。
三
如果我们基本赞同韦伯的思想，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当务之急应该是消除道德专制的危险和廓清应有的功能边界。
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消除道德专制，首先不应该要求学术上的外行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或者强烈的自我克制，作为“选民”或者“消费者”，他们选择何种学术作为自己人生的参考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自身的人生观决定的。学术活动所要做的是提供既定需求下的经验实证。而这要求在研究者学术活动的全过程自觉秉具价值无涉的立场。也就是说，做到去道德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学者具有某种专业素质。包括象外科医生般冷静的头脑、专门训练所获得的特有技术手段和服从知识生产分工的职业精神。我认为，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养成从业人员的这种专业素质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值得有识之士投身于其中作出贡献。
其次，在韦伯的立场上，我们要警惕对社会科学应有功能的夸大或者贬损，确立起自觉和自信。一方面不应该夸大社会科学的功能，社会科学决不能提供包治社会百病的统一的灵丹妙药。科学不是信仰，不能承载信仰所具有的功能。也就是说，不能指望社会科学能够帮助一个人确立人生观或者促使他完成人生观的转变，也不能指导政治的或者人生的实践。要求社会科学具有那样的功能是不切实际和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加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要发挥他本该发挥的功能，那就是授人以渔、致人清明，帮助人们提升关于自己此生应该有的责任意识并提高其履行责任的能力。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在功能上面所处的状况是不上不下的，我们多的是体系化的宏大叙事，而在类似信仰的功能消解以后，这种理论也就蜕变成为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空洞说教，与意淫无二；另一方面，我们缺乏扎实的经验研究来帮助社会各用户实现既定目的下的清明认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用户导向的情况下为持每一种价值观的用户提供专业分析意见。社会科学不是巫术，不可能只以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结论去让多种类型的用户满意。如果把为多个用户提供专业性的分析服务作为社会科学的功能，那么，可以断言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严重缺位的。我们还需要大大拓展社会科学作用的空间，还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专业从业人员。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和功能的论述并不是终极的。他未能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正如李凯尔特、舍勒等人所批评的那样，韦伯只是反复强调知识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性”的联系。这使得他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某种十分阴郁和悲壮的气质。而未来的人更加需要研究哲学在协调知识与实践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和不可替代的功能。
第二，应该注意的是，韦伯基于事实和价值两分法的关于社会科学功能的思想，虽然对于我们在某种功利诉求上保持必要的克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必须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价值的内涵。实际上，现代实验社会科学的成果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避免在价值观上受学术成果内容的影响，各个学科的学生往往受到自己专业的影响而呈现出相当特定的价值观。[7]这一点正是当年韦伯所没有看到的。
第三，韦伯没有注意到学术供给中的公共选择机制问题。如何解决学术需求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学和其他学术生产机构如何对不同阶层和团体的学术需求作出及时和负责任的反应，以保证多元化价值时代学术生产的效率和公平，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许在韦伯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不那么迫切因而没有必要专门加以讨论，也许韦伯本人还来不及或者缺乏专业知识来加以分析。但是今天，我们得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在主张对话、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应该具有委托（雇佣）社会科学专业人员从事专门研究或者拥有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专家意见的可能性。我们该如何进行制度上的设计来避免在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中避免“穷人不能雇佣好律师”的问题？
第四，去道德化是专业工作的需要，而如何避免因此而出现的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的道德冷漠，韦伯对此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如何造就有德性又有职业精神的社会科学从业人员。很多医生在经过大量的职业训练后往往出现对生命价值的冷漠，这个情况大概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专业工作者。事实上，经济学从业人员的道德冷漠已经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状况。舍勒当年致力于发展他的质料伦理学，也许是对韦伯未加注意的一种困境的积极反应。
最后，价值和经验社会科学之间关系始终是难以形成固定的操作范式的，由此也使得社会科学功能问题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韦伯与其说是解决了社会科学可能性的问题，不如说是揭示了实现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本质性的困境。他未能提供统一的可操作的范式，或者说，韦伯始终是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操作层面上进行讨论。通过最大程度的形式化来寻求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只能是南辕北辙。同样，通过反科学来寻找社会科学的尊严也是缘木求鱼之举。今天的社会科学还必须回应韦伯当年提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形成处理文化现象的理想类型。中国社会科学还必须在个别化和形式化的极端倾向中寻求出路。从韦伯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正确的反应始终是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虽然，以上这些问题是悬而未决的，但因此而低估韦伯当年工作的意义是大错特错的。相反，至少在当下，在我们所针对的主要问题上，回到韦伯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秉具韦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才有坚实的基础去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 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版），张庆熊、张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 本文的基础是作者2005年9月27日首期家庭读书班上的评论和2005年12月11日在三联书店的演讲。感谢三联书店为演讲所作的安排，感谢倪建伟、沈中达、王长刚诸位对录音的整理以及刘阳的提问和评论。在董希望先生的热心鼓励和督促下，作者在2006年6月18日由《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召集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涉及到了本论题，赖金良、毛丹、叶航、林来梵等教授参与了讨论，在此致谢。此外，最近两年来，汪丁丁、冯钢、史晋川、许彬等教授以及陈春良与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讨论较多，深受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3] 需要注意，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论域没有覆盖人文科学（学科）。
[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对于经济学家所抱有的批评态度，是基于她对假想的“拉美化陷阱”来立论的，到了郎咸平则是拿国有资产流失说事。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更加倾向于激起读者的道德义愤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泛道德化对经济学的冲击以这两篇文献为最有代表性。
[5] [5] 2004年是韦伯的《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中‘客观性’》一文发表100周年。作者一直打算撰写一篇关于韦伯社会科学哲学的专题论文以资纪念，但最终还是流于读书笔记阶段未能成稿，非常遗憾。
[6]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7] 早年进行的一项著名实验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虽然对于逻辑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但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自私。这个实验结果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指责经济理论的根据。不过，我觉得需要弄清楚到底是经济学把人变成自私的人还是自私的人更加倾向于学习经济学。
《上学记》里几段有意思的话
关于国民党体制“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p8）
“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p10）
“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p11）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p17）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pp25－28）
关于人生：“阿尔卑斯山奇峰峻峭，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往，飞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欣赏。”（p32）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对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p43）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拚不拚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p47）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p60）
在说到童年时代目睹京剧学徒遭受到的残训练之后，何先生说：“如果这就是京剧的代价，那么我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据说解放后，教育方式已经改善，我祝愿美好的艺术实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p67）
从湖南岳阳老家去长沙的经历又使得何先生产生了关于进步的疑问。那次他们一行上不了火车只能逆水行舟，因而路程耗费时间放大了数十倍。本来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结果走了五天。正值深秋，他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一路景色绝美，令人销魂。由此何先生问：“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的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pp77－78）
关于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何先生同意邹承鲁院士的意见，就是两个字：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pp97－98）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可以随便转。”（p99）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整个社会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p101）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钱穆和雷海宗先生都在联大开中国通史的公共必修课，各教一班，可是都只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陈受颐讲西洋史，一年下来古埃及还没讲完。“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是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p108－109）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科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p109）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p109－110）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p111－112）何先生举了钱穆、周培源和金岳霖先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例子，很是生动。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期间，大家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呆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p112）何先生讲的这些条件现在自然是都没有了。
关于图书馆，“联大有个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天也没人管。……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p111－112）他批评现在的图书馆都成了藏珍楼。对借阅者管这管那，丝毫不考虑读者的便利。“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用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p122）
“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必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p123）
读《上学记》
也许是自己开始变老的缘故吧，现在对一切老年人的回忆都有莫名其妙的兴趣。总觉得其中打动自己的文字比年轻人故作深沉写的那些东西要多得多。去年的这个时候，读的是何炳棣的《读史阅世60年》,今年则是何兆武的《上学记》。都是何家人写的、也都讲到了西南联大的人和事，可出发点，内涵，笔调，总之气质上两者迥然有别。
兆武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就像他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但并无一个自始至终的专业一样。一年级上的是土木系，后来辗转历史、中文、外文系等，说不清楚是学什么的，照他自己的话，那时候学生转专业很容易，想转就转。以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爱看他翻译的作品，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他的译笔。那时就以为他是一个翻译家。后来又读到了他关于历史哲学的文字，当他是哲学家；再后来……，又以为他是个思想史家了。总之，会在不经意中发现他的名字。忽然想到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常常在某个前言后记或者书的封面上露上一小脸，绝对当不了主角和领袖的那种。只是水平比他差了很多，于是，还是对这类人有些亲切感。
《上学记》进一步强固了我的这种亲切感。这是何先生八十岁以后的一部口述作品，从1921年出生那年讲到1950年。主线是自己的读书和相关经历。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而重点是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所见所闻所思，这部分的文字份量超过全书的一半。也许是自己在大学工作的缘故，对此就有着特别的兴趣，也觉着应该推荐给关心大学的人好好读读。
何先生自谦，是个凭着兴趣读书、译书和做研究的杂家，没有什么成就。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于这个世界不妨作一个旁观者，以超然和欣赏的态度处之。这个境界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企及的。生逢乱世，经历过北洋军阀的争斗、日寇对祖国的蹂躏、残酷的内战，28岁之前不断地在飘泊之中，同学亲人朋友悲欢离合的故事不断地在身边上演，那些惨不忍睹的悲剧想不看都不行。经历这些事情的何先生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心境，实在是一个高人。这种心境保证了这部口述史，很少有什么说教，自里行间充溢着的是一种平实的思绪。
他的书一直是以不动声色的口气在讲故事，语言平淡无奇，故事也都是亲历的事情，没有多少高论和名言。以前读这类文字会有些许枯燥，而现在则津津有味。许是自己的阅历使得能够体会其中的妙处了。
最让我动心的是何先生讲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所见所闻。那时的办学方式、那时的学风、那时的老师，还有那时学生之间的交往，包括学术与政治的勾连。以前看过几本介绍西南联大的读物，如谢泳的，有些感触，不过似乎都不如何先生亲历的那些事让人动情。他讲那时候学生和老师的自由，从心里支持那种学术自由的套路，和邹承鲁院士一样，他认为正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自由蕴育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我承认，每次读这类文字，心目中一定是把来与当下中国大学作对比的。何先生的叙述让我对那时候的大学生活无比向往自是肯定的，真希望那些管理大学的教育部官员们都来看看这些记载，好好思考一下，一个好的大学到底靠什么。
关于图书馆的那段回忆，也非常让我有同感。何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是开架的，学生可以很自由方便地使用，一个求知者进了图书馆就像沐浴在知识大海之中，那种感觉美妙极了。不由得想到我自己知识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大学及其留校以后的数年里面每日泡图书馆、资料室，胡乱翻书肯定是主要原因。今天图书馆的官僚化已经积重难返了，像我这样爱书如命的人已经很久不进图书馆了。如果大家都与我有同感，大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真是已经低的可悲了。在下供职的大学合并以来居然都没有一个正经象样的图书馆，让人唏嘘不已。
作为一个有希望成为文化人的教师，不由得感兴趣何先生对周围师友百态的描述。一些早已耳熟能详的轶闻趣事或者得到印证，或者被更正；还有很多是第一次了解到的，比如殷福生（后来殷海光）的偏激和性格上的专断倾向；何炳棣的急功近利和盛气凌人，王浩的敏感和聪慧，闻一多在政治上的单纯和引来杀身大祸的激情，等等，……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吴晗的品行之差。在何先生眼里，吴晗与小丑无异，这个反感是透在骨子里的，以至于他晚年坚决反对在清华园里给吴晗塑像。依着他的记载，我也努力去想象这何先生把梅贻琦校长与吴晗在遭遇空袭时的不同表现拿来做比较时的心境，读出了吴晗的丑态以及后来命运的伏笔。何先生说他自己很想仿着《儒林外史》的笔触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我相信，像他这样始终把自己放在旁观者位置上的聪明人一定会有这种愿望的，不过最终没有动笔，想必是岁数大了，看得太透了。我辈还在想着续自己的《士说新语》，那是因为对文化人还抱有某种幻想吧。其实想穿了，古往今来有多少针砭文化人的作品，可是今天的一代是否由此而产生了羞耻之心，变得好些了呢，没有，丝毫没有，可见，要通过这样的文字去影响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估计何先生最终放弃做一点《儒林外史》类的文字，还是想明白了的缘故。就我而言，如果不是觉得写这些东西有点趣味，也不会再捡起来了。
再一个比较强烈的阅读印象，就是他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人物的鄙夷。看得出父亲早年反复教导政治是黑暗的、丑恶的，该远离政治的话影响了他一生，他承认自己在那时是一个有左倾观念的学生，不过他并不关心政治上的事情。对同学中的那些职业政治人物没有什么好感。政治这头巨兽也吞没了他的姐妹，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以及热切的冷漠感。我希望何先生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是受到伤害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过听到这样一个年近耄耋的老学者评论政治，我们需要竖着耳朵认真地听。
从未见过何先生本人，但读他的书，加上葛兆光教授的前言和文婧的后记，我大抵还是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老人的印象的：他是极为聪慧的，博览群书；情感非常丰富，有自己对人类幸福美好的理解，是一个隐蔽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人情世故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取旁观者的态度，对于政治自小恐惧而又好奇，最终游于边缘，做了个观察员。我注意到了几处何先生讲幸福和快乐的文字，多半是与审美体验有关，那次逆流去长沙，路上走了五天的经历，那次听舒伯特的《圣母颂》，那次看丰子恺先生的《西洋建筑史话》，他都用了“美极了”“幸福极了”“满意极了”的字句，都感动着他的灵魂，这明白不过的呈现出他心灵的倾向。他不是在乎世俗荣辱的人，所以当与好友王浩讨论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时，王浩取“最大的荣誉”，而他取“最大的心灵平静”。他最后居然为自己说服了王浩这样一个天才同学而很有些得意，作为自己的一个成绩。这说明，他不是对物质生活有什么特别感觉的人。宁可蜗居陋室也不愿意搬到三居室的大宅，理由很简单，就是怕麻烦。这样一个人身上看不到颐指气使的戾气，看不到唯吾独尊的张狂，有的是温润可人的谦逊和自足，是面对苦难仍然不改其童心的对自然生活的坚守。仔细想来，他是强烈正义感的人，这从他日寇的仇恨中可清楚看到，但这种正义感又不是因为某种具体意识形态教训的结果，而是基于他深刻的人文关怀，《上学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具体人的命运的关切之心。如果说他对日寇的仇恨如澎湃的海潮，那么对师友的情意，对学生的体谅等等，都如深涧幽兰，毫不张扬而其味隽永。
据我的了解，何先生似乎一辈子都没有站到过社会或者学术舞台的中央，没有多少聚光灯照到过他，今天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叫得出他的名字或者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是一个有良知又有智慧的学者，正义和仁慈这两种很难兼有的德性，在他那里结合得比我知道的其他一些长者要好些。不知道是他天生就是这样一种气质，还是八十年人生的磨难造成这样。
我喜欢他的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多的知识和快乐。
谢谢你，何先生，您已经足够长寿了，但我还是衷心祝愿你活得更长更快乐，更希望早日读到那本您暂时不同意出版的《上班记》。
校歌是干什么的？
一次喝酒的时候，从朋友口里听到这几天88上关于是否改校歌的讨论热闹非凡。起因是哲学系博士导师王志成教授的一篇文章。
连忙上网。把这篇文章连同评论仔细看了几遍，有些想法也愿意写出来。
我的理解，校歌必须解释办校的宗旨和立校理念，马一浮先生所作的歌词顺着知识与人生、大学、浙江大学这个抽象到具体的路线演绎了大学精神，非常精到。在内容和结构上几近无懈可击；从文体和文辞上，力求古朴典雅，这是校歌功能必须要求的。马一浮呕心沥血、用辞用典，几乎每一句都是微言大义，内涵博大精深，无论念唱都是琅琅上口，这种文字耐得著反复琢磨品味，实属精品，我不太相信今天还有谁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再有，校歌的重要功能在于唤起对学校的情感认同，现在看来，马一浮的校歌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网上评论的数字结构可以看出，反对修改校歌的声音占了压倒性优势，这个情况本身说明了校歌的成功。
总之，我认为目前的浙大校歌已经很好地承担了校歌所应该具有的全部功能。环顾海内，有哪一所大学的校歌值得莘莘学子如此用心去体味，有哪一个大学的校歌引起如此的自豪？每次读唱，心情油然而生的莫名激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要修改这个校歌，而是要进一步理解和实践它的内涵。
（我很佩服王志成教授的诚实。他没有不懂装懂，不想自欺欺人；能够冒着别人的批评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品质是学者应该具有的。）
可爱的孔子
今天是孔子的2557周年诞辰。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对孔子没有特别的感觉吧，以前可从未关注过这个日子。最近从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返回到关心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又开始读《论语》，发现了诸般妙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孔子可爱。
宋明理学以来，道学家成了解释儒家思想的正宗，很多人反而不去认真读《论语》原典了，结果是六经注我的局面陈陈相因，积重难返，扳着面孔说教的文本比比皆是。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肯定不知道败了多少稚童的口味。至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经历了批林批孔，当时的年龄正是世界观成型的关键时期，受到大字报丑化孔丘的影响，一直以来对孔孟之道就没有什么好感。
大学毕业后，恶补了一段时间的《四书五经》，觉得这些文本讲道理微言大义，讲得很美、很动听，也记住了一些，渐渐脑袋里开始把原来的恶感挤出去了一些，但终究没有很深的反思。后来做情感主义伦理学研究，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现了很多熟悉的思想，原来在孔子那里早就谈到了。只是孔子没有使用现代人所推崇的社会科学的叙事手法，人们也不满足于一个认识停留在因时因地有感而发的散论而没有成型的体系。
前段时间，密集地接触了李泽厚、杜维明诸先生写的东西，也和后者交换过一些阅读孔子的感受，心里又有新的触动。现在读《论语》，一个可爱的孔子形象就会跃然脑海之中，这个人并不在乎逻辑，也不在意说话的前后差异和矛盾，只顾对着学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态度轻松但很认真。活像是一个邻家的长者在茶余饭后对着一批后生在说话。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们平实地看待周围的人，那么不乏能像孔子那样说话的老人。所以，孔子的伟大只是因为他是中国式智慧的代言人，而这种智慧本质上根植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孔子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中国人的缩影。
虽然孔子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关心世界的本相，而只是关注生活与秩序。但两者都以轻松和日常的智慧来叙事，他们的思想决不是庄严的、充满紧张感的灰色，而是生意盎然，引人入胜的绿色。
我真心希望大家去翻翻《论语》，就凭着孔子的有趣。
（惦记着写点东西纪念孔子的诞辰，可又没有时间和水平来头头是道地说，只好这样，聊表寸心吧）
光华法学院捐赠仪式
上了半天的课，加上晚饭后长达三小时的等待，累得精疲力尽，不过还是感到兴奋。尹衍樑先生和杨卫校长彼此交换协议文本，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赠一亿元人民币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仪式随之达到高潮。一所引进先进国家办院模式的全新法学院即将在浙大之江校区诞生。
这不仅对于浙江大学的法学学科，而且对整个浙江大学的办学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亲历了最初的协议条款的拟定、多次修改、最后定稿的全过程，知道能够有这样的成果非常不容易。是为记之！
戒烟啦
从来没有认为香烟是个好东西，可不知怎么越抽越凶。到前天为止，平均一天有一包的量，虽然尝试着抽焦油含量低一些的混合烟，但这种烟抽着不过瘾，非得要一包半左右才能打住。办公室来人的时候，为了消解话题的无趣，只好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有时候，胸口发闷了还止不住。
以前看书思考的时候是决不抽烟的，工作忙起来也顾不上抽。只有来人坐着，或者好友在一起闲聊才不自觉地你来我往抽上几支。可是，最近半年多来居然随时都想着抽了。出门的时候开始反复检查自己是否带够了烟和火。看着别人嘴叼香烟，一脸幸福的样子，也有立即点上的冲动。如果哪一天口袋里没了香烟，竟然有些焦虑。最糟糕的是，我的牙和咽喉都是见不得烟的，可我还是宁愿忍受痛苦换取吞云吐雾的乐趣，我知道自己上瘾了，于是有点不安。周围的人也开始对我有些不耐烦，女儿规定的量是每天四根，这当然过于苛刻，只好弄虚作假，阿靠放宽到十支，其实也常常是遵守不了的。为了超标的事情反复解释觉得自己开始有了无赖像，尊严感大打折扣。
昨天中午有点闲空，看《财富人生》的主持人采访狂人周梅森，不知怎么就有了一股豪气，想拿自己的某项不良嗜好开刀，看看自己的意志是否抗得过脑袋里面的多巴胺系统的自然需求。于是决定先向烟瘾开战。我希望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父亲曾经是有名的烟鬼，烟瘾大得吸不了卷烟，只能用烟袋和烟丝。后来，在我上大学那年突然就戒了，戒得那么坚决和彻底。
二姐夫，每天近三包的量，恨不得睡着了嘴上也叼根烟，直抽得面黄肌瘦，活像个饿鬼，知道他的人都断言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是断不了烟的。昨天去吃饭，见到他居然脸色丰润起来，原来也戒了烟。
他们那么大的烟瘾都戒了，我想自己不至于败下阵来。而且，父亲当年是烟酒一块戒的，而我毕竟还没有决绝到这一步。
为藏书建户口的烦恼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买回来的书都是由他帮着登记造册的。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都还在为我的藏书作目录。累积两本200页16开的硬面抄记得满满的。他以前当了好多年的大队和公社会计，工作质量是顶呱呱的。他做这件事，不仅让人放心，而且也是他找到了新的乐趣。
他去世后，我买书的劲头没有减退，但却没有时间和耐心来为新书造册了。顶多就是在书的扉页上签上姓名购书时间和地点。出版社、版次、单价、页码等的信息一概无暇顾及。有时候也哄骗一下小女做点这方面的工作，终究因为她毫无兴趣而不得不作罢。
转眼七年过去了，按照每年500本的购书量，应该又有三千多册图书摆在书架和地板上，总惦记着为它们登记造册，但实在静不下心来起这个头。
在书店买书的时候，看到营业员在书条形码上扫除信息就煞是羡慕，思想着什么时候也有这个先进的玩意儿，可以解决我的大问题。也向几家书店打听过从何处弄到这种条形码的扫描仪，他们也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的。于是只好耽搁下来了。那些等待造册的书照旧堆在书房的各个空地上。
昨天晚上，sukisan约我去书店，忍不住又提了一大包回家，看着书桌周围那些垒得高高的书堆，不由得又想起了为图书建户口的这件事。是为记之。那位看官知道好的办法也请言语一声^_^
教师节快乐！
不管这是第几个教师节，总之祝所有当教师的和将要当教师的朋友快乐！
感谢所有通过短信和其他方式送来问候的学生和朋友，谢谢你们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开心！
丁伟岳：庞加莱的困惑
[1] http://news.sina.com.cn/o/2006-05-30/04349062553s.shtml
转贴：百年未解的谜题：庞加莱猜想
为了帮助大家对数学界发生一些现象有更全面的了解，我还是决定把一些重要的报道贴在这里。
2006年08月17日 三联生活周刊
百年未解的谜题
十几年来，没有哪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能像8月22日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
开的200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06)这样引人注目。
早在几个月前，ICM2006的网站上，就贴出了这样的消息:“一个有100年历
史的数学难题的证明，将在本届大会上宣布。”尽管做出欲说还休的姿态，但看
一眼会议的日程表——8月22日17:15至18:15，里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题目:庞加莱猜想。答案，已经无需再言。
一位数学史家曾经如此形容1854年出生的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
“有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证明天才的存在似的，每次看到亨利，我就会听见
这个恼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庞加莱作为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完全在于他解
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他曾经提出过许多具有开创意义、奠基性的大问题。庞加
莱猜想，就是其中的一个。
1904年，庞加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拓扑学猜想:在一个
三维空间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到一点，那么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
三维的圆球。提出这个猜想后，庞加莱一度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它。但没过多
久，证明中的错误就被暴露了出来。于是，拓扑学家们开始了证明它的努力。
20世纪30年代以前，庞加莱猜想的研究只有零星几项。但突然，英国数学家
怀特黑德 (Whitehead)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一度声称自己完成了证明，
但不久就撤回了论文。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三维
流形的一些有趣的特例，而这些特例，现在被统称为怀特黑德流形。
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又有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宣称自己解决了庞加莱猜想，
著名的宾 (R.Bing)、哈肯(Haken)、莫伊泽(Moise)和帕帕奇拉克普罗斯
(Papa-kyriakopoulos)均在其中。帕帕奇拉克普罗斯是 1964年的维布伦奖得主，
一名希腊数学家。因为他的名字超长超难念，大家都称呼他“帕帕”(Papa)。在
1948年以前，帕帕一直与数学圈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被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做客。
帕帕以证明了著名的“迪恩引理”(Dehn's Lemma)而闻名于世，喜好舞文弄墨的
数学家约翰·米尔诺(John Milnor)曾经为此写下一段打油诗:“无情无义的迪恩
引理/每一个拓扑学家的天敌/直到帕帕奇拉克普罗斯/居然证明得毫不费力。”
然而，这位聪明的希腊拓扑学家，却折在了庞加莱猜想的证明上。在普林斯顿大
学流传着一个故事。直到1976年去世前，帕帕仍在试图证明庞加莱猜想，临终之
时，他把一叠厚厚的手稿交给了一位数学家朋友，然而，只是翻了几页，那位数
学家就发现了错误，但为了让帕帕安静地离去，最后选择了隐忍不言。
这一时期拓扑学家对庞加莱猜想的研究，虽然没能产生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但是，却因此发展出了低维拓扑学这门学科。
一次又一次尝试的失败，使得庞加莱猜想成为出了名难证的数学问题之一。
然而，因为它是几何拓扑研究的基础，数学家们又不能将其撂在一旁。这时，事
情出现了转机。
1966年菲尔茨奖得主斯梅尔(Smale)，在60年代初想到了一个天才的主意:
如果三维的庞加莱猜想难以解决，高维的会不会容易些呢？1960年到1961年，在
里约热内卢的海滨，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手持草稿纸和铅笔，对着大海思考。
他，就是斯梅尔。1961年的夏天，在基辅的非线性振动会议上，斯梅尔公布了自
己对庞加莱猜想的五维和五维以上的证明，立时引起轰动。
10多年之后的1983年，美国数学家福里德曼(Freed man)将证明又向前推动
了一步。在唐纳森工作的基础上，他证出了四维空间中的庞加莱猜想，并因此获
得菲尔茨奖。但是，再向前推进的工作，又停滞了。拓扑学的方法研究三维庞加
莱猜想没有进展，有人开始想到了其他的工具。瑟斯顿(Thruston)就是其中之一。
他引入了几何结构的方法对三维流形进行切割，并因此获得了1983年的菲尔茨奖。
然而，庞加莱猜想，依然没有得到证明。
人们在期待一个新的工具的出现。
“就像费马大定理，当谷山志村猜想被证明后，尽管人们还看不到具体的前
景，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数了。因为，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工具出现了。”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文志英说。
可是，解决庞加莱猜想的工具在哪里？
工具有了
里查德·汉密尔顿，生于1943年，比丘成桐大6岁。虽然在开玩笑的时候，
丘成桐会戏谑地称这位有30多年交情、喜欢冲浪、旅游和交女朋友的老友
“Playboy”，但提起他的数学成就，却只有称赞和惺惺相惜。
1972年，丘成桐和李伟光合作，发展出了一套用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方法研究
几何结构的理论。丘成桐用这种方法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并因此获得菲尔茨奖。
1979年，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个讨论班上，当时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的丘成桐
见到了汉密尔顿。“那时候，汉密尔顿刚刚在做Ricci流，别人都不晓得，跟我
说起。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做。没想到，1980年，他就做出了第一个重要的
结果。”丘成桐说，“于是，我跟他讲，可以用这个结果来证明庞加莱猜想，以
及三维空间的大问题。”
Ricci流，以
意大利数学家Gregorio Ricci命名的一个方程。用它可以完成一系列的拓扑手术，
构造几何结构，把不规则的流形变成规则的流形，从而解决三维的庞加莱猜想。
看到这个方程的重要性后，丘成桐立即让跟随自己的几个学生跟着汉密尔顿研究
Ricci流。其中，就包括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曹怀东。
第一次见到曹怀东，是在超弦大会丘成桐关于庞加莱猜想的报告上。虽然那
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找曹怀东，但穿着件颜色鲜艳的大T恤的他，在
会场里走了好几圈，居然没有人认出。这也难怪。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依然是远
离公众视线的象牙塔中人，即使是名动天下如威滕(Witten)，坐在后排，俨然也
是大隐隐于市的模样。
1982年，曹怀东考取丘成桐的博士。1984年，当丘成桐转到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任教时，曹怀东也跟了过来。但是，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与此时亦从康奈
尔大学转至圣迭戈分校的汉密尔顿“泡在一起”。这时，丘成桐的4名博士生，
全部在跟随汉密尔顿的研究方向。其中做得最优秀的，是施皖雄。他写出了很多
非常漂亮的论文，提出很多好的观点，可是，因为个性和环境的原因，在没有拿
到大学的终身教职后，施皖雄竟然放弃了做数学。提起施皖雄，时至今日，丘成
桐依然其辞若有憾焉。一种虽然于事无补但惹人深思的假设是，如果，当时的施
皖雄坚持下去，今天关于庞加莱猜想的故事，是否会被改写？
在使用Ricci流进行空间变换时，到后来，总会出现无法控制走向的点。这
些点，叫做奇点。如何掌握它们的动向，是证明三维庞加莱猜想的关键。在借鉴
了丘成桐和李伟光在非线性微分方程上的工作后，1993年，汉密尔顿发表了一篇
关于理解奇点的重要论文。便在此时，丘成桐隐隐感觉到，解决庞加莱猜想的那
一刻，就要到来了。
1995年，丘成桐来到北京。这次，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汉密尔顿。做演讲的
时候，丘成桐提出了口号，向汉密尔顿学习。随后，又在新建的晨兴数学中心，
开设了关于Ricci流的讨论班。当时在中山大学的朱熹平，便在这段时间跟了上
来。
朱熹平最早的研究方向，是与Ricci流关系并不大的偏微分方程。但是，遇
到丘成桐后，他开始转型。“那段时间很痛苦的，几乎没什么文章出来。”朱熹
平说，“幸好中山大学的制度，工资高，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与课题基金和论文
挂钩，这才坚持下来。”在报章一度的渲染中，专心研究Ricci流和三维庞加莱
猜想的朱熹平，被描述为几年没有论文发表。问及此事，朱熹平哈哈一笑:“我
有那么差吗？”事实上，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转型，而且在《数学发明》
等著名数学专业杂志上，也先后发表过多篇文章。
汉密尔顿提出的Ricci流，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在实流形上作的实
Ricci流，它与三维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密切相关，另一种是在复流形上作的复
Ricci流，它有很多重要的应用，但与庞加莱猜想无关。最早跟随汉密尔顿进行
Ricci流研究的曹怀东，主要的方向，其实是复Ricci流。丘成桐的其他一些弟子
也不例外。直到后期，部分人才开始转到实Ricci流的方向。后转型的朱熹平，
因为用功、投入和耐心，没过多久，就成为国内做实Ricci流最出色的数学家，
而他的实干与低调，也赢得了丘成桐格外的青睐。
然而，尽管曹怀东、朱熹平以及朱的学生陈兵龙在Ricci流的研究上取得了
很多进展，但是，无论是汉密尔顿还是他们，几经周折，都没能找出解决奇点的
好办法。随着拓扑手术次数的增加，奇点也会递增，最终失去控制。几年的时间
里，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研究几乎停滞了。
就在关于Ricci流的工作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持续了几年之后，远在
圣彼得堡的一位特立独行的大胡子数学家，却在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半隐居中，
找到了解决问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格里沙！
2002年11月12日，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任教授的田刚在信箱中看到一
封显示发件人为“格利高里·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邮件。
标题:新的预印本
亲爱的田，
可否请你关注我发表在arXiv数学网站上的论文，DG 0211159。
摘要:我们提出了一个Ricci流的单调式，在所有的维度中成立且无需曲率假
设……我们还验证了与理查德·汉密尔顿关于瑟斯顿封闭三维流形几何化猜想证
明的纲领相关的一些假设，使用先前关于局部曲率下界的塌陷结果，给出了对这
一猜想的证明概要。
格里沙·佩雷尔曼
三天之后的晚上，田刚写下了这封回信。
标题:回复:新的预印本
亲爱的格里沙，我正在阅读你的论文。很有意思。你是否愿意访问MIT并就
这一工作做几个演讲？
田刚
佩雷尔曼的全名，是格利高里·雅科夫列维奇·佩雷尔曼，但熟悉的人，通
常都叫他格里沙。生于1966年的佩雷尔曼，中学时就读的是著名的圣彼得堡第
239中，这所学校，一向以高等数学和物理教学闻名。1982年，作为一名高中学
生，佩雷尔曼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以满分的成绩获得金牌。此后，
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在斯特科洛夫研究所(Steklov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谋得职位。1992年秋天，佩雷尔曼前往美国纽约大
学库朗研究所访问，随后，又于1993年春天，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就
是在这期间，当时就职于库朗研究所的田刚认识了佩雷尔曼。
田刚回忆道，那时候，佩雷尔曼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几何分析和Ricci流，
而是度量几何。“他的思路很敏捷，做东西技术性和技巧性很强，而且很严谨。”
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米勒访问学者(Miller Fellow)时，佩雷尔
曼证明了著名的灵魂猜测(Soul Conjecture)，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外，他
还曾被邀请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大约在1994年左右，汉密尔顿到库朗研
究所作了一个关于 Ricci流的报告，佩雷尔曼也是听众之一。“让大家都有点惊
讶的是，他居然提了一个关于奇点的问题”——如何解决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奇点，
正是证明庞加莱猜想中的关键一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佩雷尔曼就应该
已经对解决庞加莱猜想产生了兴趣。”田刚说。
在米勒访问学者期满后，佩雷尔曼回到圣彼得堡，继续“安静地”任职于斯
特科洛夫研究所。有一次，田刚遇到一位当时曾与佩雷尔曼共事的数学家，向他
打听佩雷尔曼的近况。得到的消息是，佩雷尔曼几乎已经离群索居，没人知道他
在做些什么。然后，就到了2002年11月。就像阿拉丁神灯中的神仙一样，佩雷尔
曼现身了，而且，带着有可能是正确的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论文。
佩雷尔曼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arXiv网站上。这是一个著名的学术论文网
站，最开始的用户多为物理学家，随后，数学家们也纷纷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论文
预印本，以供同行参照评议。不过，通常而言，发表在arXiv网站上的文章不被
认为是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建立一个关键的椭圆形估计，应用粗细分解，来给出瑟斯顿几何化猜测的证
明，这被认为是佩雷尔曼的“神来之笔”。在随后发表于网上的第二篇论文中，
佩雷尔曼给出了更多的证明细节。看过论文的田刚，益发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
性。而“几乎是幸运的”，2002年12月3日，佩雷尔曼给田刚回了信，表示愿意
到麻省理工学院演讲。
在一般的描述中，佩雷尔曼是一个怪人:胡子头发都很长，不修边幅，衣服
经常很久不洗。今年40岁的他，至今单身，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父亲去世早，
佩雷尔曼事母至孝，又一种说法是，当时他在美国，曾经有很多学校邀请他任教，
但佩雷尔曼坚持回国，原因就是牵挂母亲。2003年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时，他的条
件之一，就是要携母同行。
不过，在田刚的眼中，佩雷尔曼的“怪”，只是远离物质化和名利世界的一
种表现。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和最严谨的数学家一样，愿意就每一个细节认真
地回答。2003年的4月7日、9日和11日，佩雷尔曼在麻省理工学院作了3个演讲，
除此以外，在两周的访问时间里，他还作了一系列报告，时间超过20个小时，非
常仔细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这时候，庞加莱猜想被证明的消息，开始流传出去，
《纽约时报》和“数学世界”(MathWorld)网站都刊登了相应的消息。
然而，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后，有数学家表示，佩雷尔曼的文章存在
“gaps” (漏洞)，无法读通。就在所有人都期待佩雷尔曼就此作出解释，补全
文章的细节之时，佩雷尔曼却不置一词，翩如惊龙，自此隐居不出。两篇文章放
在网上，3年多来，没有显示任何准备交由学术杂志发表的迹象。这给曾规定，
必须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才有资格被颁给千年数学问题奖金的克雷数学研究所，
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克雷所所长卡尔森表示，不排
除为此修改规定的可能。
可是，佩雷尔曼会接受这笔奖金吗？最近的消息，是他因为不愿参与江湖中
的名利之争，已经从斯特科洛夫研究所辞职，靠着10年前在美国访问时的积蓄维
生，躲起来思考另一个大问题。因为佩雷尔曼曾经拒绝领取欧洲数学会颁发的一
个奖项，很多人怀疑，菲尔茨奖和克雷所的百万悬赏，都未必能打动这个世外高
人的心。
三驾马车
如果把庞加莱猜想比作一局棋，在汉密尔顿和佩雷尔曼下完最关键的几步后，
余下的，已经是收官的工作。
不能说这个工作不重要。“高手或许一步可以看到7步后的变化，棋艺稍逊
的人或许只能看到2步，剩下的5步，就是gaps。”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一位教
授说，“只有完完整整把每一步的走法写下来，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证明。”
而在丘成桐看来，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比补上缺失的几步还要多。“一篇论
文，从2002年放到现在，3年半的时间，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站出来说看得懂？关
键是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他认为的关键问题，是几何化猜想，而天降
大任于斯人的对象，就是朱熹平和曹怀东。
2005年5月中旬，为了纪念一年前刚刚去世的陈省身先生，丘成桐在哈佛大
学组织了一个微分几何的研讨会。朱熹平也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会议间隙，丘
成桐问朱熹平:“做得怎么样了？”
“基本上完成了，可是要到暑假的时候才能全部写出来。”
丘成桐当即决定:“你来哈佛，专门讲这个问题。”经哈佛数学系教授表决
同意，这一年 9月，朱熹平来到了哈佛，向这一领域的专家讲解他和曹怀东的证
明论文。每周讲3个小时，一共讲了70多个小时，这些内容与曹怀东的研究结果
汇集整理之后，就是后来发表在《亚洲数学杂志》上的328页的《庞加莱猜想和
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汉密尔顿-佩雷尔曼Ricci流理论的应用》(A
Complete Proof of the Poincar and Geometrization Conjectures -
application of the Hamilton-Perelman theory of the Ricci flow)。
《亚洲数学杂志》是丘成桐主编的一本相对比较年轻的杂志。与公认排名前
四的《美国数学年刊》、德国的《数学发明》、《美国数学会杂志》和瑞典的
《数学学报》相比，分量上的确稍显不足。而且，《亚洲数学杂志》的两名编委，
斯瑞尼瓦斯 (Srinivas)和普拉萨德(Prasad)在论文发表后写给编委会的邮件中
也指出过一些问题:比如，最终发表论文的题目与最初征询编委同意时的题目不
一致;直到杂志出版后近半个月的6月13日，杂志全文仍无法下载，与以往惯例不
符;论文的审稿没有遵循复杂的程序，留给编委评论的时间也只有3天。之所以会
存在这些问题，丘成桐的解释是——“竞争”。虽然在程序上或有可商榷之处，
但丘成桐敢于用自己的学术声誉为朱熹平和曹怀东的工作担保:“完完整整，每
一步写得清清楚楚，第一次给出了全部的证明，可以用来做教科书。”在接受
《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丘成桐说。而汉密尔顿，则给出了如下的评价:“曹
怀东与朱熹平最近在佩雷尔曼与前人的工作基础上，给出了关于庞加莱猜想证明
的一个完整与详细的描述。我很高兴这两位Ricci流领域里的杰出学者所写的这
篇文章。他们引入了自己的新思想，使得证明变得更容易理解。”
的确，竞争是激烈的。就在《亚洲数学杂志》6月号出版前的5月25日，密歇
根大学的布鲁斯·克莱纳(Bruce Kleine)和约翰·洛特(John Lott)，把名为
“佩雷尔曼论文注记”(Notes on Perelman's Papers)的192页文章放到了arXiv
网站上。这是对他们2004年关于佩雷尔曼部分工作的注记的修改和补充。
比这再早一些时间，2004年9月，田刚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拓扑学家约翰·摩
根 (John Morgan)决定合作，在田刚之前给学生开讨论班研读佩雷尔曼论文时留
下的笔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关于庞加莱猜想的书。这部书稿，得到了克雷数学
研究所的著述专项资助(Book Fellow)。2006年5月，摩根和田刚合作完成的书稿
提交给了克雷数学研究所，并在7月25日把这本473页的书放到了arXiv网站上。
而此时，国际数学家大会已确定，将由摩根在8月24日作一个关于庞加莱猜想的
公众报告。
3个小组，3驾马车，彼此的差异在哪里？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摩根说:
“2004 年8、9月间，我和克莱纳、洛特以及田刚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参加了一次
学术会。我们研读了佩雷尔曼的第二篇文章。这之后，我认为，我们彼此都觉
得佩雷尔曼了解问题所在。我和田刚对庞加莱猜想感兴趣，并且给出了我们认为
的完整的证明，而克莱纳和洛特、曹怀东和朱熹平的文章，关心的是整个几何化
猜想的问题，并把问题的范围缩小到Shioya-Yamaguchi的工作的范围内。而这项
工作，反过来要借助佩雷尔曼自1990年以来未发表的文章。我的感觉是，在最后
几步中所引用的数据，可能需要进行更彻底细致的检查。”不过，在克雷研究所
所长卡尔森的眼中，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克莱纳和洛特，曹怀东和朱
熹平，摩根和田刚，3个小组中的每一个都对检验佩雷尔曼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能够有3个独立的数学家小组来做这件事，当然比只有一个小组要好得多
了。”
而且，所有的竞争，仿佛只是让佩雷尔曼最终获得菲尔茨奖的成算，变得更
大。
如果一切如普遍的预料，那么，在数学论文日益冗长繁复的今日，佩雷尔曼
将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可能为他赢来数学家最高荣誉的两篇网上论文，分别只有
22页和39页。
“大张旗鼓地面对一个众人皆知的难题，将会冒很大的风险。”1982年的菲
尔茨奖得主阿兰·孔曾经在一篇论文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以后人们记住他的将
是他的失败，而不是别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认识到‘安全地’到达生命的终
点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的选择。”对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攀登数
学世界里的珠穆朗玛峰——黎曼猜想——的阿兰·孔来说，这段话，更像是一段
幽默的自嘲。庞加莱猜想的故事，也许会在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内迎来一
个圆满的——或许也是出人意料的——结局，但它所开拓的疆域，和数学世界广
袤无垠充满挑战与乐趣的地平线，还将无穷无尽的向远方延伸。
故事，永远在继续……-
（转载者注：2006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2日在马德里开幕当天宣布，本届菲尔
兹奖由4人分享，他们分别是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安德烈·奥昆科夫、
法国的文德林·维尔纳和澳大利亚的陶哲轩。）
数 学 江 湖
“人就是江湖！没有人可以退出江湖的”。
如果没记错，好像这是金庸某武侠小说里一个悲壮的角色随口说出的名言。
最近在数学界发生的一切，再次说明了这句话是多么地正确！围绕庞加莱猜想的证明所发生的一切，表明数学界已经彻底江湖化了。数学应该是科学殿堂里最纯粹的一块净土，居然也浸透了尘世名利的污泥浊水，让人扼腕叹息！
回顾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六月份，丘成桐学生突然宣布中国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最终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并将长达数百页的证明发表在自己主编的《亚洲数学学刊》上。此后的两个月里，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乃至一般公众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各大报纸和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大篇幅报道了这件事。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等走马灯似的在各种传媒上侃侃而谈，内容大抵是中国人如何了不起，攻克了数学上最大的难关之一，曹和朱两位又一次给国人争了光。怕普通老百姓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丘先生指出庞加莱猜想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重要、更有意义……云云，言外之意是曹和朱两位是比陈景润更加优秀的数学家。不久，教育部也给中山大学发去了贺电。
然而，风云突变，8月2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国际数学大会把证明庞加莱猜想的殊荣授给了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向他颁发菲尔茨奖。这个消息给国人的狂热着实浇了一盆冷水。于是，中国人糊涂了，开始交头接耳了。的确，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会觉出其中的蹊跷。如果是中国数学家证明了这个猜想，而据媒体援引丘先生的话，只作了不超过25％贡献的佩雷尔曼获奖了，真的有些不近情理。当然刘克锋等人的一通解释，说年龄原因也许是曹和朱与这次菲尔茨奖失之交臂的原因，似乎也说得过去，但随后《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传入国内，使得这件事情更显扑朔迷离。这篇由《美丽心灵》一书作者，著名女记者撰写的专稿指责丘成桐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问题上存在不良动机和不端行为。作者采访了国际数学界的很多头面人物，包括丘先生的合作者和好朋友汉密尔顿。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强烈，既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手头缺乏相关的材料不敢妄加评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传到国内的。不过，据新语丝网站的简单介绍，已经有若干科学家出来指责纽约客的文章存在若干严重失实之处，包括歪曲被采访者的言论等等。
于是，围绕庞加莱猜想形成了一段学术公案。
对于像我这样对庞加莱猜想知之甚少的普通人来说，以下问题总是萦绕脑海挥之不去：到底是谁最终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到底中国人做了多少贡献；如果这个猜想是中国人证明的，为什么国际数学界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响，而如果不是，那么丘成桐先生，一个一直以来以科学良知为人称道的数学大师，一个在庞加莱猜想的证明问题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何以多次发表如此误导国人的言论？
不妨学学侦探做点推理。
丘先生是行家，而且报国心切。他对中国大陆数学界发展严重滞后于国际进展忧心忡忡。因此一方面尽自己所能推动中国数学的进步，但多年来收效低于预想。在他看来主要祸根是不学无术的北大派把持了中国数学界，任人唯亲、打压异己，搞顺昌逆亡那一套。以丘先生的这种疾恶如仇的秉性，肯定要有所行动的。于是，一方面他严厉批评那些把持中国数学界的学阀，其言辞之尖锐和严厉，经过媒体的放大已经让当事人下不了台；另一方面，他积极地在北大和复旦之外寻求发展数学的新据点，意图在若干年之后形成其他抵消北大、复旦帮的力量，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在他的大力襄助下得以成立。这都是最近三五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这样，在我看来，丘先生做的很对。但也许他还觉得不够份量。他必须要以实际的业绩来说明己方言行的正确，以便给他的敌人以更加有力的一击。我想，当他拿到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证明时，认为找到了这样一枚威力无比的导弹。如果他扶持的大陆学者最终证明了庞加莱猜想，那么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自然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就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了。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丘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亚洲数学评论》上发表这篇论文；并迫不及待地向国内学术界宣布了这个证明。而且，在评价这个工作时，重点突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丘先生宣布如此重大的一个消息时，大陆数学界只有浙大和中大积极配合，而几乎未见作为数学重镇的北大和复旦的人出来发言。至于，在8月22日的会议以后，网络上对丘先生一片质疑声中，北大和亲北大的（项武义等）人纷纷浮出了水面，加入反丘的大合唱。
事情越来越清楚，围绕庞加莱猜想证明权的纠纷，其大的背景是中国数学界的派系斗争。很不幸的是，本来试图推动数学界良性竞争、健康发展的丘成桐，成为一派的头目。看来，斗争的哲学不仅在政治领域，也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中也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数学界业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湖！
要我来对这段恩怨做个点评，未必能够说到点子上，因为，所有的事件，如果不是了解数学专业的行家，都是不够批评资格的。比如，丘先生指责田刚没有作出什么值得一提的学术贡献，这件事，外行无法辨别真假，只好看热闹了。再比如说，中国数学家到底是最终证明了猜想，还是只对佩雷尔曼的证明进行了细化论证，也只能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问题是，这个时候专业人士似乎都不见了，连丘先生的话都靠不住，还有谁敢说自己是专业意见）。不过我还是不揣冒昧说点个人意见。
首先，中国数学界不景气看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件事情上，丘先生一直以来的批评是值得相信的。至于这种状况的成因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允许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丘先生想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虽然他了解的内幕更多。但无论如何，中国数学界的领导人肯定脱不了干系。所以，即使丘先生的批评是片面的，也并非空穴来风、胡言乱语。至于丘先生从北大数学扩大对整个北大的批评是否妥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其次，丘先生最近四五年来倾心于扶持大陆数学界的新生力量，其成效应该说是很显著的，起码从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崛起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而相比之下，原来的几个数学重镇，则是乏善可陈，老方一帖。即便北大从国家有关方面动员了巨资建设数学中心，其成效迄今为止尚未看到。在这一点上，显然丘先生的表现是更让人信任的。
第三，因此，如果，中国数学界如果出现了门派，那么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丘先生的这一派将会更多的吸引富有天赋的青年才俊，因此也更加有希望成为未来中国数学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丘先生在庞加莱猜想问题上陷入的被动，也说明了即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陷入了学术江湖的恩恩怨怨时，言行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扭曲。如果丘先生是一个有机心的学者，显然他会八面玲珑、如鱼得水，但很可能不会有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如果是纯朴直率、疾恶如仇的人，则必定沉不住气，加入口笔之争，难免也会走出臭招，引火烧身。
丘先生本人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首先，爱切言苛。私利当前的人必定不理会这些告诫，反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丘先生的言论引来大批的反对者就在所难免；其次，举止失当。丘先生功成名就，相信不会基于小利待人处事，他决不是小人。但是，那个大利其实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相当有害的。如果把学术发展和国家利益、民族振兴这样的大目标紧紧绑在一起，未必是一件好事，也许效果适得其反。学术发展的根本要素是兴趣和条件，兴趣是根本性的动力，“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有了兴趣，加上正规的学术训练和稳定的条件保障，有天赋有毅力的人迟早会做出东西来的。我想丘先生是个明白人，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只是他悲天悯人的情感太强烈，因此也更易被激怒，结果进退失倨。第三，过于自信，轻敌，同时又似乎不太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任何伟大人物都有这个认知上的缺点。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第四，他与媒体走得太近了，只知道媒体的威力，不知道媒体的危害。他有利用媒体发动攻击的意向，却没有控制媒体反戈一击的能力。媒体完全没有良知，至少中国的媒体是这样，它只认社会反响和商业逻辑。点击数、收视率和发行量是它的立身之本，它完全认同公众的口味。依我看，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将数学领域的是否引入媒体是不妥当的。这个与日常生活几乎全然无关的领越，只会引来众多无事生非的“观光”客，学术原生态将必定受到干扰。
正是丘先生的一些性格特点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严重一点说，肯定有不少人对丘先生的学术品格存疑。很显然，他发表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言论，比如抬高自己以及本门派的学生在证明庞加莱猜想上所作的贡献，贬低他的对立面在此问题上的贡献，这样做从宣传上讲也许无可厚非，但却不符合科学家的基本道德规范。如果这是丘先生刻意为之，实在不能原谅。如果只是一时冲动的哗众取宠，那么他实在有些孩子气，让人哭笑不得。总之，丘先生在这个事情上已经失掉分数太多了。如果中国的数学界不是江湖，或者丘先生没有一脚踏入这个江湖，那么他的一生必定完美，将作为伟大科学家活在数学史上。现在，不幸得很，他显然将被数学江湖弄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虽未毁于一旦，但也伤了元气，哀哉，惜哉！
在江湖上，伟大的行侠未必能够逃得过小人的暗器，但是却受到一切正义之士热切的同情和钦佩。无论发生了什么，丘成桐就是丘成桐。丘先生失误，那也是千里马之一时的失蹄，总还是比那些政客式的学者，那些政治的玩家、学术的侏儒要值得原谅和理解。
辰羲：2006年浙大新生开学典礼存在的一些问题
按语：以下这个是朋友无剑客发来的一篇东东。那天我有事没有去参加典礼，但很关心这件事。
和linky去看了新生开学典礼，感想不少，先说几点印象比较深刻的。
一个是没想到好多细节比较失败，
一个是没想到几个学院院长的讲话跟形象是非常的土非常的糟糕，
一个是没想到宫先仪院士和麻生明院士都出席了，
一个是没想到杨卫校长的讲话是一如继往的高调，
一个是没想到朱敏校友的讲话是越到后面越出彩，……
总的来说，学校从去年开始运作的新生开学典礼作的比当年我们入校时好多了，让人看到
学校向世界一流大学努力的希望。这个不是吹捧，从新生开学典礼是可以看出学校的管理层有
努力向上的意识的。
虽然浙大现在比国内其他高校意识要先进不少，也付诸行动颇有成效，但是，在细节上还
有许多可以检讨之处。这次的开学典礼，细节的失败几乎要摧毁整个开学典礼的成功。浙大现
在各方面做事的感觉，就是这样，大方向的先进意识，加细节粗糙的实践行动。
下面具体说说新生开学典礼的一些问题。
1.硬件问题
操场主席台的两侧，立了两个大屏幕，这个是提供给在后面看不清楚主席台的学生观看的
。然而这两个大屏幕从头到尾，就问题不断。右边的很少投入正常使用，一开始就黑屏，过了
较长一段时间（修理中？），开始显示，然后画面抖动，然后又黑屏，然后又显示……如此反
复，左边的抽风情况较少，但是也有几次黑屏。开学典礼作为一个仪式，给新生的要的是一种
庄重威严大气磅礴学府巍巍的气势，浙大开学典礼的形式追求也是这个，但是他几乎毁于这两
块黑屏抽风的大屏幕，这个可以说是新生开学典礼最失败的问题。在场的新生还有他们的家长
当中，估计不少会很失望地认为，作为一所顶尖大学，连新生开学典礼的两块大屏幕都是坏的
，这个学校太寒碜了吧……难道学校在正式举行之前就没有好好调试过吗？
操场上的灯光布局不太合理，放在主席台两侧直射到学生，非常晃眼，从而无法观看大屏
幕，应考虑移到操场两侧或后面。
2.开学典礼的氛围不好
典礼开始时，2005级的军训仍在晚上进行。正好在操场外面道路上走过的某学院学生特意
大声高喊军训口号，这个有示威的意图，形象非常不好。典礼中时不时能听到军训的声音这个
是很糟糕的事情。
除了新生之外，场内还有许多闲杂人员(当然，我们也是，^__^)，各色人等蹿来蹿去让场
内显得纷乱，另外还有一些民工赤裸上身坐在一旁观看，也是很煞风景。当然，让大家自由观
看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应该有所规划。建议划定特定区域提供给家长和校友等观看，民工当然
是也允许的，不过应该要求穿着正式一点。
另外能否考虑提供椅凳？让新生席坐草地上感觉不好。最好学校提供大家各人携带一个椅
凳，结束后再归还。这个也要求结束时要有序退场。
3.院长讲话水平参差不齐
头几个讲话的经院院长史晋川人文学院院长廖克斌很不错，激情澎湃相当大气，对比后面
真是虎头蛇尾。为什么有些学院的院长讲话水品相当的不堪，让人摇头？各个学院院办里面总
有一些有文采的人才吧？拜托一下不行么？另外还有一些院长持讲稿讲话，才多少句话啊？花
点时间背一下不行么？院长讲话比拼的就是风度就是气质，这是在新生当中的第一印象，形象
不够该学院的学生估计都觉得脸红，有些学院院长要好好反省一下。
4.佩戴校徽与歌唱校歌
佩戴校徽这个环节，台上是院士给一些学生代表佩戴，台下是学生自己佩戴，太没有感觉
了。linky说应该学生互相佩戴校徽，非常赞同！建议下一次开学典礼应该让学生互相佩戴校
徽！
本次校歌依然是台上合唱团在歌唱，然后结束放烟花。希望考虑一下，让新生也能够学会
歌唱校歌，这样开学典礼上全场集体歌唱校歌才能够达到共鸣全身心获得一个升华！
散兵必败
这真是一个大冷门，不可一世的美国居然输给了希腊！
nevag给我短信告知此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说笑话。上网一看，果然，102比97，希腊获胜。
晚上仔细看了录像，个人认为美国队的败因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首先，队员之间的配合不如希腊。个人能力勿庸置疑的美国队，向来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此种套路以韦德为最。詹姆斯也有此倾向。结果全队缺少了希腊那种赏心悦目的配合和行云流水的进攻。常常是个人主义导致更多的个人主义，这个很有趣！个人主义原来也有路径依赖，会lock in。美国队除了安东尼的表现继续优异，其他真的乏善可陈。
其次，教练的用兵布阵有些莫名其妙，几次暂停和换人看来相当有问题。尤其是终场前四分钟左右的那次换人，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消灭了刚刚开始顺畅的配合，效果很显著，就是完全中止了美国队进攻的气势，看来是教练亲自动手将己方翻盘的可能性彻底击碎。这个家伙看来有问题，也许是美国篮协是二五眼。派了这么一个窝囊废，要什么没什么，连长相居然都不如“神算子”帕特莱利或者禅师菲尔杰克逊，更别说气质和风度了，这些大概连卡尔和范甘迪都不如。我看那些被打蒙了的队员，心有不甘的样子，有点惨，是谁把他们弄得这么可怜的？
第三，轻敌。这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毛病。上届奥运会就吃过苦头的。虽然赛前他们都认为希腊队不是个好惹的对手，不应该掉以轻心，但最终根深蒂固的自大情绪还是占了上风。
最后，心理素质不过硬。分数落后以后，焦虑、浮躁的情绪难以平静，三位队长个个罚球失准，丢掉了十多分本来应该拿到的分数。如果昨天美国队的罚球不如此差，还是能够赢下比赛。所以于嘉说，美国队的队伍太年轻，表现不稳定，一般来说这是实情。不过，都是由年轻的大腕组成的球队是否表现更不好把握呢？
当然，还有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原因，习惯了NBA规则的美国人总是难以适应FIBA规则。进攻节奏也会被犯规打的七零八落。这也是这次比赛的一个共性，一个球队如果效力于NBA的球星愈多，打的越是磕磕碰碰的，毫不舒展，反而是那些没什么在美国打球的队伍，运动起来很顺畅，观赏性很好，比如尼日利亚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队在后面两节完全是被压着打的，看来并不是一时的失误。它的失败归结起来乃是一个字“散”。队伍整合不到一起，各打各的，结果被注重团队合作的希腊对挑落马下。
虽然，这次的美国队并不代表美国篮球的最高水平，因此它的失利也不意味着美国篮球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但至少说明它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知微见著，其中的含义很有些深远呢！球场如此，其他方面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吧！
石希生：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转贴）
按语：这篇文章值得一读。邹先生致力于排除外界对科学的
干扰，维护科学的尊严，这种精神和行动正是当下很多科学
领域的从业人员所缺乏的。文章所涉及到的两个典型事件都是起
因于政治（牛满江事件）和其他非学术的因素（刘亚光事件）
肆意干预科学界。在社会科学中，受到外界干预的研究更是比
比皆是。作为社会科学从业人员，保持科学上的自律和自信、
恪守科学精神非常重要。在下一期的《浙江社会科学》杂志上
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不过文章在否定牛满江时候，引了巴尔的摩的批评，有点煞风景。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那么，后者正是著名的科学骗子。） 邹承鲁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由于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 质化学结构与功能关系等方面的贡献，曾两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邹先生还十分关心科学道德问题。为在我国建立一 套良好的科研规范，他不但就此提过很多建议、做过很多演讲、写过很多文章， 还与许多违规者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邹承鲁是个干净、利落、非常厌恶口罗嗦的人，甚至年过八十之后，在讲课 或演讲中也没有车轱辘话。但是，对于“不能自我夸张宣传”等几条简单而基本 的科学道德规范，他却在不同场合，通过写文章、作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作 了数不清多少次的阐发。谁让他奉行“知而不言是种罪”的人生态度，而中国则 不断出现公然违背科学道德的丑闻呢？！ 为了捍卫科学的尊严、建立良好的科研风气，邹承鲁不得不多次放下心爱的 研究，与那些具有通天手腕或善于蛊惑人心的违规者进行针尖对麦芒的战斗。 就他的记忆所及，他批评的第一个对象是喧嚣一时的刘亚光。 刘亚光事件 现在，“刘亚光”这个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但在20多年前，算得上一位名 人。此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幼年丧父，由哥哥和寡母拉扯大。1965年从复旦大 学毕业，然后供职于农林部检疫所，并于1972年底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他勤奋刻苦，头脑灵光，知道一些研究热点，但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学术根底很差，骄傲浮躁，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成果。这样一位并没有显赫背景、 业务水平相当普通，又并不埋头苦干的人看来注定是要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 但他却凭借一种特殊的本领，令自己一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妇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领就是“口才”。他不仅仅敢于撒谎、善于摆弄一般人听不太懂 的新概念，还拥有一种仿佛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气概。他非常了解听众——对 他而言主要是官员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们了解什么、需要什么、重视 什么、欣赏什么。结果，几轮话一讲，那些科学素养较低的官员和文化名流就被 “忽悠”得晕头转向，纷纷对这位“品格高尚”、“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创 新能力非凡”、“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学阀”压制的“青年 科学家”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给他帮忙，为他造势。这个势一直被造到最高层。 然后，有中央领导人为他的事而下指示。即使那些指示只是原则性的，也会被他 宣传成“中央领导支持刘亚光”。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他自然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应当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家杨沫。自1978年11月结识刘亚光以来，她不仅多次向、邓小平、陈云、 胡耀邦、王任重、冯文彬等诸多中央领导和铁瑛(浙江省委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 上书吹捧他，为他鸣冤叫屈(在杨沫的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 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参见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 艺出版社2005，第252页)，还为他写了《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事件出现在正 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日记的日记》等文章和书，热情地称颂他，树他为 典型，为他打笔墨官司，帮刘亚光联系出版社出书、发表论文等就更不在话下。 她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医学院在三天时间内，为刘亚光建成了 “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 除宣扬、捏造自己的经历以投合当时的需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以很高明 的方式拍马之外，刘亚光打动杨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要是其 “科学突破”：他抓住这些老干部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既重视 现代科学，又相信我国传统医学的心理，多次宣称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医 药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所实验的那些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从而很 轻易地博得了他们的支持。 但这一套却糊弄不了科学家。他们头脑冷静，不轻信任何宣传，对任何喜报 都存着审慎的怀疑态度。在审查刘亚光的论文时，他们多次现其论文缺乏科学 性并提出了否定的意见。邹承鲁就是因一次专门鉴定刘亚光工作的会议而卷入此 事的。 他本来并不认识刘亚光，只是因为曾公开说过应该重视把分子生物学用于医 学研究，于是被刘亚光指名参加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出面主持、有50多 位专家和科研人员参加的鉴定会(时为1978年1月25日)。但出乎刘亚光意料的是， 在听完他的报告之后，邹承鲁不但没有对他表示支持，反而做出了远较其他专家 尖锐的批评： 刘亚光的实验方法不能保证他的实验结果。问题在于缺乏严格的对照实验， 例如酶实验，两种溶剂不同，实验温度不同，处理也不同，怎么能叫对照呢？这 些在大学生化课都讲过，刘亚光却不懂……我赞成研究“生脉散”的作用机制， 但像刘亚光这样的实验是否要继续做下去，还请有关单位慎重考虑。 迫于会议一边倒地否定其研究的形势，刘亚光不得不对邹先生当面表示感谢， 但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于是邹先生成为他心中最为可恨的“大学阀”。他把 这些看法转告给杨沫。富有侠义心肠但缺乏科学常识的杨沫也不去听听专家的反 面意见，而是以科学家的伯乐和力挽狂澜的左拉自居，不但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 上提出了反对邹承鲁等人压制刘亚光的848号议案，还多次在报纸上不指名地批 评邹先生———说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权威’” ———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给这种“破 坏科研事业的人”以“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 邹承鲁不肯示弱，他先是“在科协分组会上发言，并给浙江代表团写了信， 对文学家杨沫同志不考虑三四十位专家意见的报道(指报告文学)以及祝捷同志给 扣帽子的做法提出意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在《科学报》上发表题 为《科学的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的文章，质问杨沫：“既然杨沫同志对于分子 生物学也是内行，我希望杨沫同志给我指出，在哪些问题上我是假充内行、不懂 装懂。”他最后得出结论： 总之，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 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以“首长批示”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争端，不能使谬误 变成真理。苏联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伪科学对苏联生物科学造成严重后果， 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这时，汪德昭、何祚庥、樊洪业等人也在《科学报》发表了《科学是非谁主 沉浮》、《也谈生脉散》、《科学上的是非由谁来判定》等文章。这些文章的观 点和邹文基本一致，均明确表示应由科学同行而不能由文化名流和行政首长来判 定科学问题的是非。他们的意见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1980年10月下旬，邓小 平在中国科学院为此而打的报告上明确批示： 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 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老鬼前引书，第256 页) 杨沫为了自己的声誉，还不肯退让。她继续给邓小平、王任重等写信。结果 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反而在1983年的第六届人大会议上，丢掉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的地位。刘亚光见在国内不再可能有出头之日，就开始积极联系去美 国。在杨沫帮助下，1982年11月24日，他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此人到美国 8 个月后，才给杨沫写信，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搭理杨沫。杨沫后来大概也 有所醒悟，也不再提及这个人了。刘亚光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场。 这次论战，邹先生胜利了。可中国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当此事还在进行的 时候，他又必须面对另一位更厉害的人物——牛满江。 牛满江事件 如果说刘亚光只是科学界的一个小人物，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初，牛满江已 经是中国科学界的超级大佬。 牛满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学 校选派带工资去美国进修。但他1947年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没 再回来，而是留在导师身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转到洛克菲勒医学研 究所工作；5年之后，又应聘去了美国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坦普尔 (Temple) 大学生物系，并于1962年，也即51岁时晋升为教授。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 对胚胎分化 的诱导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声称癌细 胞的生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 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细胞，反而会促进它们的生长。但不管 怎么样，他声称这个结果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了一线曙光。他的亲友们也据此声 称牛满江将获得诺贝尔奖。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将只是小菜一碟。可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外实验也很成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重复他的操作之后，发 现得不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派人去牛满江的实验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可 回去之后，又得不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个负面结果报道了出来。1967年，曾长 期随牛满江工作的希尔曼博士也发表文章说，在离开牛满江的实验室之后，她也 不能重复以前的实验。可想而知，这些报道给牛满江的科学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 响。 牛满江随即向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湾某暑期科学讲习班讲课6周。 进入科学落后的华人社会，已经年近花甲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儿的媒 体：“1967年7月23日那天，台湾的各大报，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 《征信新闻》、《联合报》、《青年战士报》等，都在显著位置刊载了关于牛满 江教授科研成果的长篇报道，还介绍了他的夫人的功劳。使用的大字标题十分醒 目，如《癌症的挑战者牛满江》；《癌症不是绝症了，核酸可把病治好，牛满江 实验收效，试管里溢出奇妙》加上副标题“震惊全世界声名大噪，获诺贝尔奖希 望颇高”；《克制癌细胞，有了新发现，牛满江悉心试验，已接近成功边缘》； 《十余年制‘癌’之战，牛满江成功的试验》；《癌症的克星》，副标题是《牛 满江博士发现了RNA》。”(李佑华：《生命奥秘的探索者———牛满江》，中国 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不久之后，他还得到了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 的接见。更令他高兴的是， 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华人教授一样，也被选聘为 “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牛满江又想到内地来 发展。他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联系，于当年夏天回到阔别了28年的祖国。作为 中美关系解冻后首批探访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一样，因为可以理 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并被誉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 1973年5月，他与美国驻华联络处首任主任布鲁斯(D.Bruce)同机到达北京，开始 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教授童第周合作开展科研，进而又被树 为“中外科技交流的大典型”。 与中国最高层的频繁接触，使得各级政要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国家科委 主任对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确实利用这个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同洛 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 访华，帮中国联系购买过一些仪器，替中国科学家争取一些资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这么多政治光环，而又喜欢在记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当然会受 到媒体的哄炒。在整个1970年代，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科学明星之一。除“美国 教授”头衔外，他还被冠以“科学巨子”、“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世界著名 大科学家”、“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核糖核酸之父”等称号。他与童第 周教授于1973年合作发表的结果 ——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诱导双尾鳍金鱼发育 成单尾鳍金鱼——虽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严重质疑，而且迄今无人能重复做出， 仍被报道成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个经典的 实验胚胎学家。尤其是在受“文革”冲击而扫了多年厕所之后，他在分子生物学 领域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合作研究中，相关实验主要由牛满江设计。再加上用于 注射的不纯的mRNA也由牛满江提供，所以整个工作也应主要由牛满江来负责)。 对他的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国外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 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国际核酸 会议上———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他们与作为主持人的牛满江产生 了激烈的冲突。第一个发难者是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逆转录酶 的发现者巴尔的摩(D.Baltimore)。他断言高等生物的组织或细胞内没有逆转录 酶，从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学家也对牛满江的论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 内，发育的种子内出现了大豆蛋白；牛满江等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豆的mRNA被逆转 录成了大豆的DNA———产生了怀疑。接着，在会议结束之后，1980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DNA测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尔伯特(W.Gilbert)也对牛满江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牛满江是中国的李森科，要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引向歧途。牛满江 的工作是炼金术，没有对比试验。”他的发言后来还被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 上。 邹承鲁对牛满江的工作的看法与巴尔的摩、吉尔伯特等科学家是一致的。事 实上，早在三个月之前，作为《中国科学》编委的他就已经与这位大人物发生了 冲突。事情源于牛满江投来的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导肝 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邹先生认为那篇文章错误百出，根本就没达到值 得《中国科学》刊登的水准。可牛满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让国家科 委主任批条，要求《中国科学》发表。《中国科学》总编、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 不敢怠慢，赶紧放行。 邹承鲁觉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中国科学》的耻辱，他在公开场合对牛满江 做了不少批评，还直接向国家科委主任进言。这时候，邹承鲁的一位朋友、发育 生物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戴维森(E.Davidson)写来一封信，说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 坏。邹承鲁就把牛的文章寄给他看，请他写了一篇评述牛满江论文的错误的文章， 并把该文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严济慈也到了很多关于牛满江工作的负面 意见，也想刊登，但在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没有发表。原来上级已经传话给 他，不让发表该文。 邹承鲁非常生气，一面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牛满江，一面写了篇题为《开展 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 辩证法通讯》杂志之上。以下是文中两段文字： ……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 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 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我恳切地盼望我们的领导同志，我们新闻界的同志们，在处理科学问题 的时候，务必要十分慎重，务必要事先广泛听取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千万不要轻 易表态，千万不要轻率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发表评论等。 虽然没有只字提及牛满江等人，但这样的文字想必令他们十分不快，而邹先 生也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但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学部委员增补 中，拥有过硬成果的他还是被选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满江则一直都没有被选为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固然跟实际操办这件事情的学部主任副主任们等委婉拒 绝了上头有关“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予以调整”的指示、这次选举是一次真正 的民主选举有关(薛攀皋：《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载 《炎黄春秋》，1999.11，34－37页)。 经过邹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科学家锲而不舍的批评，牛满江后来终于不怎么在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科学巨子”的身份活动了。到了1990年代，因为他多年 不出成果，中国科学院给他的每年20万元研究资助也被停止。但直到最近，这个 曾经的“典型”在某些小一点的城市、偏僻一点的地方还在继续活动，并拥有相 当的影响力。 在刘亚光、牛满江事件之后，就科学道德问题，邹先生还对“水变油”、 “特异功能”、“伪气功”、“核酸营养”、“克隆人体器官”等事件进行过公 开的谴责，并发表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或访谈。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细表了。 如何遏制学术腐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令邹承鲁深深体会到，在反对学术腐败方面，他所进行的 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从实力上讲，虽然自己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从长时段 看必将取得胜利；但骗子们之所以能够横行，往往是因为得到了权力的支持和有 金钱铺路，他们常常能在短时段内风光无限。从利害关系上讲，虽然自己不愿意 充当沉默的同谋犯，敢于站出来抵制一些邪恶势力，但这样的举动确实与自己的 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自己还要做科学工作，不可能把精力全部 投到打假上面；而对方专业就是行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会倾尽全力以精 心设计、努力经营，并不惜动用大量资本，打通所有关节，务求一击必中。事实 上，不建立科学陪审团制度，不让科学家在专业问题上有更大的决定权，孤独的 科学家是很难在这种打假活动中取得胜利的。从这个角度看，很多知道真相的科 学家之所以不肯站出来说话，站出来说话的又之所以扳不倒那些骗子，都不难理 解。 但邹承鲁并不气馁，而是设法在现有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 真正能引发质的变化的，恐怕只能是进行规则和文化建设，提高民众的素养，改 良中国的土壤。所以，他晚年把很多精力都投到了规则和文化建设上。 在这个方面，第一个重要工作是进行科学传播，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他知 道，其实识别很多骗局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比如那些十全大补类的补药、 能让水变成油的神奇物质、各式各样的永动机，违反的都是一些科学常识。中学 的科学知识如果学得好，就能辨别出来。所以，他一方面倡导大家，尤其是孩子 们学好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接受了很多次采访，还写过 一些科普小册子，进行这类基本的科学知识的传播。 其二是约束科学工作者，提高大家的道德素养，促使他们更难做出不规范的 行为。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981年就和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等三位学部委员 一道，共同发起了关于《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倡议。10年 之后，他又联合沈善炯、彭桓武、卢嘉锡等13位学部委员，在《中国科学报》上 发表了《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一文，对科学道德规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并 建议继续开展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随后，1993年时，他又在《中国科学报》 上发表《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一文，建议国家科委制定“科学工作者道德 规范”，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成立自己的科学道德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在大学 和研究生院开展科学工作者道德问题的教育。这些建议逐步得到重视。他关于院 士评选应当透明化、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材料应当在网上公示以接受公众的监督的 建议也得到了有关机构的响应。 他还多次向科学工作者强调一条最低的道德底线：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 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 财害命。 其三是告诫媒体从业人员一定要对民众负责，对媒体的信誉负责。一方面要 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不要胡乱炒作所谓的重大科技新闻；另一方面，不要为了 一点好处费或广告费把自己的良心丢掉，更不可以貌似论文的形式刊登软广告以 欺骗读者。“拿着钱登假话、假新闻、假成果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些行政级 别较高的媒体，尤其是科学类媒体更要注意，即使它们只登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 假新闻，也可能会被骗子们拿到各地的小媒体转载，用来骗遍全省、全国。 其四是希望行政领导少干涉科学内部的事。他认为，政治和科学应当分离， 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学、技术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或有关制度， 但不宜随便批条子，越俎代庖替科学共同体决定该向哪个具体的项目投钱、该支 持哪一个具体的科学家、该登谁的论文，以及哪一类研究不该做、哪一些人不该 批评、哪一些争鸣性的学术论文不该出版，等等。科学技术中的具体问题应当由 专业的科学技术专家来评审。领导干部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心 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具体的科学问题，他们不宜替科学共同体做决断。邹承 鲁多次陈述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些仅有媒体炒作，而没有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 正式学术论文的东西是不值得关注的。某些人在一些缺乏学术声誉的或者自己办 的杂志上发表“重大成果”，或者自费把那些“成果”印成书出版，这些都不能 算数。必须首先拿出通过正规学术杂志审稿的站得住脚的证据出来，否则根本就 没有讨论的价值。成果不是宣布出来的，典型不是树立起来的。只有做了踏踏实 实的工作，接受了认认真真的检验之后，结果才能自动升为成果，相关人员才能 自然被视为典型。 其五是希望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邹先生对美国的有关做法非常 欣赏。他们设有专门的科研道德管理机构，拥有为数不少的学术诚信官员，专门 处理各种针对学术不端的投诉和指控。一旦接到投诉并查明属实，不管被投诉人 所处的机构有多显赫，其个人地位有多高，也一样会被认真查处。不像我们国家， 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查处起来就非常困难，后面总是会有一些机构以各种名 义捂着、护着，更遑论那些得到了高级领导人的支持、被树为典型的人了。即使 那些人并没有能够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被人费尽艰辛揭露了出来，由 于背后那个深厚的人脉网络，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 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经过邹承鲁和其他人士持续不断地呼吁，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制定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等条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等也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可以说投诉已经初步有门了。但仅有这些东西还是很不够的。如果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它们仍然很难对学术腐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只有设计了良好的制约 手段，并不屈不挠地严格行使它，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的各种腐 败行为。 (XYS2006082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读张爱玲
这本《张爱玲文集精华本》，正文490页，出版社看来有点野鸡。如果不是东航误点三小时，在首都机场闲极无聊，我决不会买了来的。那次只看了《金锁记》，这回去三亚，在飞机上和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断断续续又读了剩余的几篇。评论界认为最有张爱玲风格的作品，如《色.戒》、《倾城之恋》、《创世纪》、《白玫瑰与红玫瑰》等，无一漏过。
知道张爱玲，并试着读她的东西已经是十四五年前的事情了。记得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张爱玲。尤其是自视颇高的女生，言谈举止中都暗暗以张爱玲为楷模，说话的调调也有那么一点点幽幽的玩世不恭的味道，夜里听起来活象看透了阴间万象的女鬼。
螺蛳后的校园，一片萧瑟之气。对社会失去希望，试图重新寻求人生价值的老师多半下海，后来也是多半淹死在海里；留在校园里苦熬日头的人百无聊赖，玩牌的玩牌，炒股的炒股，把教书育人的正事当作最末的一项副业。我算是一个有追求、要上进的青年教师，平生巨恶虚度光阴，于玩纸牌麻将一类的事情几乎无缘，于是也看起了张爱玲。加之，密斯Chen也极力向我推荐，就更得要看一看。可是，对于文化青年如此喜欢的一个偶像，我却丝毫没有什么感觉。要说那时候读张爱玲有什么体会，只有一点，在我的印象中，把她比作是女钱钟书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少了钱的那种文人的幽默感。透着自负、玩世、意识幽暗、情感沉痛而悲观的将死气息，看后自然沉重的很。本来一直压抑的精神反而丝毫得不到欢愉空气的滋养，更加奄奄一息。于是只好放弃，转而看起了贾平凹的《废都》。
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人家说张爱玲，也可以跟着附和两句，遇到再深的讨论就只好在一边呆着了。有过那么几次朋友的高谈阔论，张爱玲是一个时断时续的题材，也没有多大的印象了。月初开务虚会，可爱的xu兄把《金锁记》比作仅次于《红楼梦》，远高于《围城》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个评价竞让我大吃一惊。恕我孤陋寡闻，此前我是丝毫没有过这个认识的。为张爱玲张目的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我简单翻了翻，知道有这回事，但没往心里去。Xu常说些振聋发聩的话，可我向来是捡着听，尤其是臧否人物，得很小心地避免上当。于是生出了看个究竟的念头。
对文学，我堪称外行，说我是外行的平方，我也无丝毫的意见。所以这里说的也都是些外行的话，哪位看客如要较真，总是把火力用错了对象。
在看过的小说中，《倾城之恋》算是有点暖色的。如果把其他小说比作是退了色的旧照片，笼罩着一种阁楼里破旧物被翻动时泛起的氲氤，那么这篇倒像是照像馆里上了色的黑白照，看着有那么点活人气，但毕竟还是黑白照的底子。
其他的诸篇，比较起来，读来都让人心里发寒，痛感活着的无趣，真正的让人心灰意懒。《色.戒》是少有的惊心动魄，把人物、心理和事件的联系置于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之中，直到最后才把事情的真想大白于眼前。某位现代的文艺家说，张爱玲的这篇东西集性、暴力和谎言于一体，端的是精彩，这个意见不知道该不该同意。倒觉得其中所展现出来的驾驭文字和题材的能力是相当不俗的。《金锁记》里面营造人物性格的技巧看来相当老到了。张爱玲眼光的贼、心态的毒、下笔的细和狠，都是十分了得的。一个自诩为天才、对人生的一般已失去热情和兴趣的女人，她把一切的失望和沮丧一咕脑儿宣泄在男女主人公身上，那种怨毒和乖戾之气，让人内心彻底地悲凉和无奈。
关于故事里的人物，比较起来，她对女人要客气一点。对于女人，张爱玲始终是热爱而同情的，哪怕她的笔写起来并不客气，内心里是关爱有加。《金锁记》里的七巧，这个全家悲剧的制造者，张爱玲还是让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最后读者记住了她是社会悲剧的受害者。她笔下的男人，除了《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算得上是认真而痴情的，其他，懦弱的王振保、变态的聂传庆、势利的姚先生、好色又冷酷的汉奸易先生、放荡无耻的姜季泽……等等，哪一个不让人厌恶？真不知道张爱玲是如何用心把心目中想得到的诸般的恶，一一分派给了那些男主角。或许，少年的她是敏感和自我折磨的，没准长期陷进了被爱妄想终至梦幻惨灭，以至于拿起笔对想象中十恶不赦的男人们大开杀戒。胡兰成应该是她的知人，熟悉张爱玲的这种心态和笔法，既爱慕她，预备好好爱她，又因害怕做了她笔下的鬼而浑身不自在，终久还是不得已一走了之。在张爱玲眼皮低下的胡兰成，也许就像是躺在手术台上，被白晃晃的无影灯照得污浊毕显。唉！哪种爱情抗得住这种难堪呢？！
老实说，她小说里演绎故事的那些场景，无论是上海的还是香港的，我都既感陌生也颇不喜欢。故事本身，于我也毫无阅读上的愉悦。除了语言上的某些收获，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快乐的阅读体验。阿kao是个简单的快乐主义者，和我同是农村出身的她就很不喜欢张爱玲。那种磨几、无病呻吟和自以为是，会把读者的心灵封进逼仄的囚室，让他们无奈绝望和发狂。好在我把她的大部分作品放在希尔顿酒店靠海房间宽敞的阳台上去读。这不是有意的选择，但还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阅读策略。它让我取得了一种平衡，在阴郁和明快中。倘若我是在寒冬的凉亭里或者梅雨时节老房子的一楼的破椅子上读她，那种心情真是想象得到的不堪设想^_^。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互文性吧。
当然，她是真有才的，只是这种才华十过于女性化，一种中小资女人混杂着自得与哀怨的才华，一种还算成功的把无数琐碎的片断联结成为一个故事的才华。她的观察和刻画细腻、表达新颖独到、结构简单却暗含心机、行文自然也不乏波澜。至于气势，当然也就稍逊了。即使是格调，她的作品更多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做作而非自然的、阴暗而非明快的，终究不是大气的东西。当一个人快乐得万念俱灰的时候，读一读她应该是不错的。同是女人，拿她与勃朗特姐妹或简.奥斯丁的东西相比，分出高下并不困难。
若要拿一种菜蔬或者水果来形容张爱玲的小说，你说，该是哪一种呢？
碧焰馆主
碧焰馆主的爹乃我大本的学长，也是长期的同事和知友。老实说他本人是我看着长大的，而如今他堪做我的老师。
这个不足20的人，有着这个年龄所未有内心世界。那世界时而温暖、时而亲切，更多的时候是淡淡的颓废，一种发着幽幽绿光的良知。如果你早已习惯了黑暗，那么夜行的瘾君子一闪一闪的香烟火会让你有些可怖。就是这样！
不能不服膺他驾驭文字的能力，里面透出的气度分明告诉看客主人绝非等闲之辈。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他的文字是鱼肉做的，滋味自是鲜美的，吃得不小心则会卡住喉咙。我分明发现了用力敲进文字中的压抑的激情，让人悲悯！
读他的博，常常有些莫名其妙，真的很妙。感动是不必说的。有那么几次，我忍不住告诉他爹，请他转告，写这样的文章的人，如果心灵真的是他，那么其命运不是早夭就是出世。或者，激昂一点的，成了当代的卢梭，通达一点的也做定了夏多伯里昂，一个痛苦不堪的长寿者。
他本科修数学，而脑袋里晃来晃去全是情感。不知道是有意要互补，还是害怕走了偏锋失去平衡。这样的气质决不可能传自他的父亲，倒很有可能来自母亲，他的母亲我也很熟，越想越是这么一回事。
即便我被公认是心智上的早熟者，也远不及他。因此有些奇怪甚至担心：现在就这样，以后怎么办？
想当初，我是受够了自扰的折磨的，大学时代脑袋几近崩溃，多亏有自救的意志，决然投靠了庸俗无比的经济学，灵魂于是安静下来了。虽然，那内心的呐喊还在梦中隐约传来，自己作的东西也还是不靠经济学的谱，不过在众人面前还算是老成持重富有理性的。
暗自希望他别重走我们这类人的老路。甚至，想要他庸俗、再庸俗，去追逐世俗的光明。不过转念一想，这一代的人别出心裁地过日子，出奇制胜走得又稳又好也未可知，轮不到我操心的。
读他的博是我每天的功课，有时希望读到他熟悉的笔调，有时有希望他告别了这风格，总之很矛盾。他那爹对我下过评语：浑身上下充满了矛盾。不过，我想告诉这当爹的，他儿子身上的矛盾一点不比我少。
行文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叫“碧焰馆”是这么回子事！
三亚：恍若隔世
外甥女们异口同声地不喜欢三亚。理由是没有感觉，她们最爱香港海洋公园的过山车，我无言。
女儿倒是有那么一丝喜爱三亚的意思。住在亚龙湾的那几天，一得空就穿上泳衣往海滩上跑。给她拍了些照片，拿出来核实，发现她脸上的笑容不是装出来的，是真高兴。
对于我，三亚好像是一个心灵的净土，有着让我平静而不让我寂寞的魔力。你不必假装自己是贝克莱主义者也能够发现，自然风景总是主观的，好坏全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经历了什么。是啊，玉泉办公楼对于我来说就是法场，每次去那里，踏入西门厅不由得一阵紧张，不知道等候在办公桌上的那些领导批示是不是又要让我焦虑不堪，或者随时串门子的人会不会让我一个下午的计划泡汤。而逃离了职场也只是为了次日再去受折磨。这现代生活的焦虑既因为自由选择导致不能承受之轻，也因为某种非人的分工与肉身无法革除的欲望合谋造出了挥之不去的心魔。于是，逃离喧嚣寄情山水。什么是现代人，就是作茧自缚而又克勤克俭拼命赚钱意图打破束缚的人。
亚龙湾的海滩据说亚洲第一，这个我没有核实也没有兴趣关心。我只有四天时间占有这里的蓝天、碧海和银沙，享受它，这个最要紧。我无法带走它，只能长时间地拥它入怀。我知道必须撒手，因此倍感沮丧。即使手机好像一个下水道，总把那边污浊的信息源源不断传来，我也能在这海浪从容不迫的节奏中放松。
如果自己想当回婴儿，那么三亚就是舒适的襁褓，即便不能比它作母亲，也是足够舒适和惬意的。我喜爱这里是因为在这里什么都不用着急，不必担心错过早餐，不必担心游泳池和海滩上人满为患没了位置，也不必担心恶浪伤人。你尽可悠闲自得做自己的事情，信步沙滩，一家子一家子的人是幸福和温馨的，你体会得到这种满意，于是也跟着满意起来。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容和安逸的，天堂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一直不想让这个美好的感觉过早封存，因此迟迟不肯动手总结三亚之旅。
现在眼望老和山的将军顶，想着一件接一件烦心的事，三亚的一切于我已是恍若隔世了。
科斯：为什么经济学将变革？
按语：这或许是科斯此生最后一篇文章（严格地说是演讲整理稿），你可以不认同文章的观点，不过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可是不可低估的。以科斯的资格讲经济学的变革，很有意思，值得一看。若看此文请诸君点击以下链接。
明昭陵
北京之行，最后悔去的地方是十三陵。
一路上导游巧舌如簧，宣称此行的意义。什么认识国史、洞察人事、传承文化之类……。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去了昭陵。整个行程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巫术的气息。车子进入陵区之前，小姐就警告全车的游客不得闭上眼睛，说那样是对陵墓主人的不敬，会收到惩罚。吓得大人赶紧弄醒睡着了的孩子，于是车内就是一片哭闹声。接着小姐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口才，提醒九类人不宜进入陵寝参观：
小孩：据说混沌未开，容易见到灵异现象，受到惊吓
孕妇：对胎儿不利
新婚夫妇：会冲了喜气
老人：阴气本重再入阴地，雪上加霜
本命年者：命中犯冲
……
兹不一一列举。
进到陵园，换了更邪乎的一位当地年轻女导游（据说当地的导游都是守陵人的后代，我看这位也像）。记不住讲解的具体内容，只知道每个游客都是战战兢兢地跟着她，生怕迈错了腿，说错了话。比如每走门槛，男的必须先抬左腿，女的要抬右腿。进入鬼门关要心中默念我来了，离开的时候切不可说“我走了”，要说“我回来了之类”。大大小小的这类禁忌在进入最后一个项目是暴露出了真实的意图。
所有游客都被劝说去了一个除邪祈福的地方。在这里领取一块桃符，记上自己的姓名然后挂在相应的位置，据说有三年的效力可保平安。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以为，这个主意不错，是以游客为本。诸位有所不知，游客们事先被告知，所有的桃符需要用专门的黑笔才能写上避邪祈福者的名字，否则容易退色而且无效。而这支笔需要三十元的使用费！
那些带上一大家子人来此地观光的人，突然陷入了困境。交钱吧，一下子就是一两百元，不交吧又去不了刚才参观陵墓沾上的邪气。犹豫不决之后还是痛苦地乖乖交钱。我也非常不快，但本着儒家的敬鬼神传统，不想引起纷争，还是交了钱。一位北方来的女游客深感被骗，忿忿不平地夺下一支笔，把手上所有的桃符都写了字。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做不公平，会有报应的”。说实在的，事后我对自己居然没有挺身而出去揭穿和阻止这种把戏很有些失，同时对那位“烈女”深表崇敬。
明代的皇帝，心理阴暗变态、行为残暴荒淫不说，还几乎个个短命，我本来就毫无好感可言。昭陵之游，像是吃了一只苍蝇，除了反感就是恶心、恶心！
游故宫有感
在十八年之后，又一次进故宫。这次是带着女儿去领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风采的。
结果，自己当然大失所望。来之前被我做的介绍吊足了胃口的女儿颇有些莫名其妙。除了一幢一幢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房子和如山海般的人群，她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自己不愿意为那些可以一看的专馆再掏不菲的费用，这也使得可看的东西就更少了。
乾清宫等几个清宫戏里曝光度较高的场所挤满了翘首张望、拍照留念的游客。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向来是避之不及的，根本就不想也不可能挤进去看个究竟。
太和殿，这个故宫的标志性建筑，正在维修，据说最早要到明年十月才能开放。只能在外面看看展板，或者在午门出口处向北了望那个印在套在大殿外面巨大网罩上的照片。
各种肤色、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等，分布在走廊里、广场上，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国家级的庙会。
天气十分炎热，走走停停，约两小时下来已经不得不找地方坐下喘气了。体力稍有恢复，即时的反应就是赶快离开这里。
回来的路上，和出租车司机聊起感受。他很是仗义，对有关部门不事先告知太和殿修理，但又出售同样金额门票的做法十分不满。我推测是很多的海外友人在打车时向他抱怨过这件事吧。确实，在来之前，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太和殿在修缮，在故宫前后门也没有一处显著的标志提醒这件事，很多游客既是不为了看太和殿来故宫，至少看不到这个标志性建筑也会抱憾不已的。这个做法看来不是一时的疏忽，而属于典型的有意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诈谋取暴利的行为。中国人对这类事情熟视无睹是很自然的，海外的游人来一趟不容易，到了以后上当了必定后悔和愤怒。就像这位政治素质很高的师傅所感叹的，“那多影响咱们国家的形象啊！”
也许吾国给别人留下的不好印象都是这样日积月累起来，以致于很难挽回的。常常听到很多人谴责国民性和中国老百姓的素质，似乎老百姓应该对所有那些留给别人的坏印象负责。我完全不统一这样的看法。小凯在世的时候，有一次讲到中国经济史，很激愤地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人爱撒谎骗人那都是叫国家给逼的。用术语表述就是：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公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一文也试图说明，凡是专制的国家和专制的时代，大敌当前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大批背叛祖国的所谓“败类”。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喜欢当叛国贼，而是因为此前的专制政权只顾压榨而从不保护他们，老百姓只不过自己作出了保全身家性命的选择而已。自己国家的事情少说为妙，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不正是说明这个道理的最好案例吗？多少乌克兰军人和平民热情欢迎希特勒的征服！
小凯和李零的观点，我都赞同。环顾左右，中国老百姓那点智慧和权利也只能用在骗人自保上了。我总认为，老百姓要比官老爷们更加爱护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题外话：回到宾馆，不由得算起帐来：60元一张的门票，就算它每天五万人的流量，一天下来就是300万，一年就是十多个亿，多大一笔收入！不知道归谁，怎么用的。）
次日去长城，感受相同。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意思了。
突然很为秦始皇和明清诸代皇帝抱不平，他们为创下的这点文化而背上了世世代代的骂名，而那些痛骂他们的人每天都心安理得坐地把关、大把收银，吃香喝辣。）
Tmd，这是什么世道啊？！^_^
张 箭：现阶段大陆社会科学界不宜设院士（转贴）
按语：中国社科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已于日前正式公布。设立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做法在最近几年一直很激烈。在社科院实行这个制度以后，争论似乎更加激烈了。反对者和支持者都非常多，论据也都颇有说服力。以下这篇转贴的文章代表了学术界一种观点，希望引起认真严肃的讨论。
一、院士的由来和含义
院士，英语、俄语、日语分别为academician，академик，ァカテミ一會員。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某些国家科学院、工程院部分高级研究人员的称号。17世纪中叶出现了法兰西研究院、英国皇家学会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院研究院学会，有了最初的近代意义上的院士、会员（academicians，也可译为会员）。1863年美国全国科学院成立。1928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成立，1947年，国民党政府决定设立院士制度。1948年选出院士八十余人，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这些学者便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院士。1949年全国解放，原中央研究院有少部分机构和人员迁台。1954年“中央研究院”重建。其院士的规模和学科分类至今仍如创建之时。1949年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1955年设立学部委员制度（即院士制度）。分数理化部、生物地学部、技术部和哲社部共四个学部，选出学部委员（院士）二百余人。1957年增补了十八人。“文革”期间及稍后，学部和学部委员被迫停止了活动。1977年哲社部独立另建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制度并增选学部委员，还把数理化部改为分为数理部和化学部，把生物地学部改为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恢复学部委员制度。1994年为配合设立中国工程院和选举工程院士，也为了便于国际交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并设立了七个学部，即机械与运载学部，信息与电子学部，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能源与矿业学部，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医药卫生学部，2000年增设工程管理学部。2006年5月，中国工程院增设农业学部，并把原“农业、轻纺与环境学部”调整为“环境与轻纺学部”。首批工程院士有一百余人。现在两院院士已有一千多人。由于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覆盖了中国工程院的九个学部，所以特别优秀特别出类拔萃的技术科学家还是双料院士。双料院士现有几十人。
关于院士的含义，新华社电讯稿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工程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这是国家对院士的标准定义和正式评价。它令多少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羡慕不已、魂牵梦萦。于是，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社会科学家、半官半学的（文科）学者热衷于在各种场合倡议设立社会科学界的院士制。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准备在该院内部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对此，我感到困惑。因为设立社会科学的院士或学部委员，显然是指要为那些科研成果最多、最大、最新、最重要、水平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者冠以院士或学部委员的头衔，让其享有院士或学部委员的殊荣。遴选的主要标准当与科技界的院士一样，主要是科研成果。但社会科学界的情况，与科技界大不一样，既不好照搬，也不好移植，又不好新设立个什么（诸如全国社科联会员什么的），还不好恢复或变相恢复原来的哲社部学部委员。
二、设立社科院士的弊病
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可简称文科）不宜实行院士制或变相的院士制即学部委员制，否则院士的遴选便必然不可能是公正的，必然受政治的影响很大，必然弊大于利许多。如果非要设立社科院士，由于存在着以下不宜的因素，其结果便会违背重视社科尊重人文学者的初衷。就不会调动而只会挫伤绝大多数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就不会促进而只会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重视社会科学尊重社科学者也不在于要设立社科院士或恢复学部委员。其原因和理由有这么一些。
1、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下简称社科成果）有阶级性、民族性、政治性。当今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奖励莫过于诺贝尔奖。现行诺贝尔奖设有一项社会科学奖，即经济学奖。另有两项与社会科学有关即文学奖和和平奖。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果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很适用于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曾奖给并无传世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丘吉尔。而中国至今无人在中国土地上获此奖，包括茅盾、巴金等一代文学巨匠。2000年的文学奖竟奖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行健。此人曾参与和支持1989年的动乱，现移居法国。是所谓的“民运”分子，并和台湾打得火热。其作品在国内毫无影响。获奖作品为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灵山》。诺贝尔和平奖曾奖给戈尔巴乔夫；曾奖给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搞骚乱、分裂的“藏独”头子达赖。
2、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标准难以掌握，很多都是见仁见智的。例如，黎澍同志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的系列重要论文（载《历史研究》、《文汇报》、《求是》）和批评黎澍同志观点的系列重要论文（载《历史研究》、《求是》等。黎澍的系列论著发表出版在1984年前后，直至2000年还发表了一篇《“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0年第10期）；房仲甫先生阐述殷人航渡美洲的系列论文（载《人民日报》、《世界历史》等）和笔者否定殷人航渡美洲的系列论文（载《拉丁美洲研究》、《文史杂志》等）。试想，上述社科成果重不重要，但如果要选院士又该选哪一方哪一位。就说笔者这篇短文，如果发表也算是一篇小论文，一个很小很小的成果。但主张设立社科院士的学者会认为它是一派胡言，一通谬论。《真理的追求》刊发的论文时常批评批判别的刊报发表的论文，其中似有一对一错（《真理的追求》现已停刊）。但按常规和量化管理（量化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管理，我觉得是有利有弊），在有统一刊号的刊报发表论文就算社科成果。
3、社科成果的轻重、级别、平优难以把握。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自然是取得了一项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上面发表文章则是常事。有人建议，是否可把文科院士的候选人限制在博士生导师之列，以保公允。 但问题是不少的地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国家级干部已是文科博士生导师了，甚至前政治局常委中也有一位兼着某名牌大学的文科博士生导师。而他原是该校理工科电机系的本科毕业生。前任社科院院长曾是政治局委员，现任社科院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果要选文科院士怎么保证公允。
4、多数社科成果有时效性，而多数科技成果无时效性。应用技术方面的许多成果虽然也要过时，要被淘汰，如铅字印刷系统、蒸汽机、电子管、机械式手摇计算机等。但在研究、设计、制造这些东西时发现的定律、现象、效应、公式、方程等永远有价值，许多制造工艺、技术、设计原理、加工方法等还被后继的新技术产品吸收，如激光照排系统、内燃机、晶体管、电子计算器计算机等。社会科学则不一样。例如当初阐述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文专著，研究计划经济的论文专著，当是重要成果。而现在改提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市场经济，原来的成果便过时了。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方的许多这方面的重要文章论著当时当是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八十年代末小平同志指出那（指大论战）是一场误会，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
5、社会科学与政治和行政密不可分，不便确定院士的得主。社会科学界要选院士便首先应该选邓小平、同志。可这样一来反而把他们降为优秀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二名，同时又把社科院士中的第三、四名升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 中宣部、文化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求是》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的领导都是省部级高干。他们的工作都与社会科学密切有关。假如设立社科院士，用什么来规范他们正常当选，防止他们优先当选。
6、社科成果的评审鉴定在时间和操作上不方便。社科成果的表现形式一般为论文、专著、辞典。它们的载体是印有几千至几百万铅字的一堆纸，评审鉴定时难以卒读，评判专家也不一定好找。科技成果虽然也得有论文专著，但一般都不长不多，特别是那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不是其主要载体。而是一般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立等可验，较好评审。就拿我打这篇文章所用的中文之星《智能狂拼》软件来说，它比起我以前用的“智能拼音”软件就要快一些、方便一些。 这自然就是一项小小的科技成果。但它的研制者不一定非要把它写成论文在《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某某大学学报》等科技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才算成果；它的载体和形式就是一张小小的光盘；它的评判者也可以是广大用户。金山公司研制的智能集成办公软件——WPS 2000已荣获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它的研制者也没出什么论文专著。而仅仅是在它占领了市场，获得了广大用户好评，与美国微软的Word 平分秋色后，才编写了一本教材（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我将二者比较后也用WPS 2000。再如，世界先进的美式战斗机和苏俄式战斗机若一定要决出个雌雄，评判它们的除了航空专家以外，一般技术员、飞行员也能评判。评判工作室除了在检测室里和航展时进行飞行表演的空中，更主要是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和科索沃战场。评判结果是五十多年来各有千秋。因此，如果我们的科技专家能够研制出与美俄战斗机相抗衡的或者相差不远的战斗机，则其主要研制者便可以候选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7、有些社科成果不是在自由的公平的竞争中取得的。如明定陵、秦始皇兵马俑坑、三星堆遗址，当是重大的考古发现、发掘，自然会取得一批考古研究成果。但它们是由主管部门交给社科院考古所和古墓葬遗址所在省、市的考古文博单位发掘的。倘若交给别的考古文博单位，也同样能安全、准确、快好省地发掘出来。光明日报社的一位记者1999年在《光明日报》连载十多篇总标题为《千年：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的系列文章（还在《寻根》上连载，又结集为单行本《变乱中的文明——公元1000—2000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而一般的社科工作者则很难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有名望的专家权威也只是偶尔在上面发一篇约稿文章。
8、社科界的违规失范情况比科技界严重得多，而且为社科的特点所决定，无法好转更无法杜绝。现在已有网上交易论、为人代写论文、帮他（她）混文凭，自己挣大钱的了。尽管这不合法，也为人不齿。这些代写的论文也都是社会科学的论文。因为代写者与其为他人代写科技论文赚钱，不如把代写所花的时间精力用去搞发、卖专利，这样一样赚钱，而且还可出名。还有，科技界评价科技工作者并不主要看论文专著，而主要看他（她）的发现发明创造，例如前面所举的智能狂拼和WPS 2000的例子。许多科学院士工程院士也没有几本专著几十篇论文，工程院士们更是如此。例如，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的、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便没有多少专著论文，但他们几乎都是院士（而且大多是科学院士，只有两位因早逝而没来得及当选为院士。一位叫姚相斌，航天材料和运载火箭专家，1968年去世，享年46岁。一位叫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83年去世，享年66岁）。再如，即将竣工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这里面要凝聚多少中国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建筑师的多少科研成果和心血。但它不一定必须写多少论文出多少专著。而且我相信，必定有院士参与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技术攻关；也必定会从中产生个别新的院士（果不其然）。
9、社科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是论文、专著、书籍。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钱便有书、论文集和低级别刊物上的论文。译著也是一类社科研究成果。四川省社科成果评奖的成果分类便为：论文、专著、译著、词典工具书、资料汇编古籍整理、科普读物六类。但很久以来，有钱就可以请人代译，自己署名，再搞书号刊号出版发表。而且这些都已合法并日渐合理。 君不见街上挂着对外翻译（类似五六七十年代的代写书信）牌子的有执照的合法店家吗？但有钱不一定有科技研究成果。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按人均收入最有钱，但却没有科学家队伍，也没有什么科技成果。台湾地区较有钱，所以社科成果较多（不一定很大很优）。不少大陆人文学者近年来也常因无钱在大陆出书，于是在台湾出不要自己掏钱的自己的社科专著。但台湾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科技成果。
10、一些极其重大的社科项目往往由高级领导干部挂帅、主持编纂工作。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社科类各分卷也大多由高级领导干部任编委会主任，如《当代中国》丛书由邓力群任编委员主编；正在编纂的《中华文化大典》由肖克挂帅，主持工作。如果要选院士，是选挂帅的领导同志呢，或是具体负责的学术权威呢，还是其他主研人员。如果都选，岂不过滥。而重大的科技项目、成果一般并不需要高级领导干部挂帅、挂名。就拿前面提及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来说，其科技类各分卷的编委会主任均不是高干。重中之重的两弹一星工程，挂帅负责的中央领导同志如聂荣臻张爱萍也不是院士。
11、社科成果与新闻报道理论宣传文学创作分不开。在中央各大报、省级主要报纸等媒体工作的记者编辑，经常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文章，有些也有一些理论性研究性。这些又算不算社科成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该不该候选当选社科院士。姚雪垠以写历史小说名闻遐迩，金庸以写武侠小说誉满中华。他们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和历史论文。金庸现在还兼任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离院士只差一级了（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可分四级，即副高、正高、博导、院士）。如果要设社科院士，他俩又该不该候选当选社科院文学部院士或学部委员[（社会人文科学门类虽多，但我认为可按十大类分科和管理，即文、史、哲、经、法、外国问题、教育、艺术、军事、管理（其中的工程管理新归入工科）]。其他与他俩成就不差上下甚至更大的作家又该不该候选当选文学部院士或学部委员，因为他们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创作经验谈的论著，有的还搞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
12、社科（或曰文科）不太专业，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研究，也可以搞点成果出来。例如，科技工作者到中年老年转过来搞文科并有成果者大有人在，反之则没有；理工科的大学生研究生转过来考文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并考起取得学位者大有人在，反之则没有；考不起大学却直接考上研究生、考不起研究生却直接考上博士生的文科学者大有人在，理工科则基本没有。少年艺术家音乐家体育明星作家诗人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少年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离退休的高干去写小说、研究历史、写其他社科论著并有所成就者大有人在，而去搞科技发现发明创造并有成就的则没有（除非他离退休前便是搞科技的）。倘若设文科院士，谁能不许那些大有余威很有影响德高望重又有点成就的离退休高干候选当选。各种研究生班、研修班多是文科类（除非他本来就是大学教师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读者多是企业家、领导干部、各界名人。并终究能拿到学位。如果设立社科院士，又怎能防止其中之人有一天又会遴选为院士。
13、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各课题可以由许多单位许多人反复做，只要出书便算成果。例如，《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六种译本，《哥伦布航海日记》已有四种译本。并且每位译者都认为自己的译本最好。而且还将出新的译本。文科大学生、研究生的各学科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的不知有多少版本。而文科教材与专著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各种各样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词（辞）典许多是大同小异的，有些甚至篇幅也是相近的。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学论著据统计已有上千篇论文上百本专著。研究《红楼梦》的“红学”论著民国以来迄今，已有几千篇论文几百本专著几十部工具书和资料汇编几种专业学术期刊。研讨西部大开发的专著论文集已有上百本，论文已有上千篇，而且方兴未艾，势头强劲，将继续稳产高产。这其中重复的和大同小异的不知有多少。谁能说那些新出版物不是社科研究成果，怎么防止它们在选举文科院士时发挥作用。而科技界方面，同样一个课题，至少是，如果国内已有单位有人搞了、研究出来了、把问题解决了，他人单位再重复，便不再是科研成果了。除非有新的明显的进步和完善。例如智能拼音输入法取代全拼音输入法，智能狂拼输入法又排挤智能拼音输入法。基础数学、理论物理、天文、古生物、自然地理等许多纯理论研究领域还必须是世界第一才算研究成果。例如最近朱熹平二人对庞加勒猜想的破解。又例如有位数学爱好者自费在经济出版社出了一本《试证哥德巴赫猜想》（1995年，中英文双语版，共500多页）。但它是否是科技研究成果要由数学界的博导、院士们甚至外国同行评判（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说，他的书权当是小学生的数学作业，请专家们批评指正），而非像文科那样出版发表便算成果。
14、难以搁平、保持平稳 。如果一定要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我们假设社科院士是这样定名），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所）的军事理论家、艺术理论家、教育理论家们（不是军事家、艺术家、教育家）便也要要求设立他们那个学科的院士。因为社科院没有他们那些学科门类。他们科研项目的申报不由全国哲社规划办受理，而由全国教育规划办、全国艺术规划办、全军哲社规划办受理。据《学位条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十二个学科门类授予。著名的艺术家、运动员、教练员便也会要求设立他们那个领域的科学院研究院什么院，选举他们那个领域的院士，诸如中国画院院士、中国体育科学院院士（后一个还未建立）之类……那样岂不乱了套，岂不院士大贬值。
15、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某些编辑互相交换论文稿发表的现象较普遍。文科学术期刊的编辑，也是社科工作者，也要搞科研。卓有成就者自然也是社会科学家。文科学术期刊的编辑们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有少数编辑相互之间搞利益交换，你的论文拿到我这个刊物发表，我的论文拿到你那个刊物发表，遂使自己成为论著等身的大学者。个别的还对某些来稿要求挂名，否则退稿。虽说现在逐步推行三审制，盲审制，但那只能遏制一般的关系人情稿，不能阻止利益交换稿。级别越低的刊物这种现象越甚，反之亦反。又不能硬性规定低级别刊物的论文折合量化为高级别刊物的论文的几分之一。因为前者有时也发表几篇很有水平质量新意影响的论文，后者有时也发几篇平平的论文（因前面说过很多社科成果评审鉴定的标准是见仁见智的）。再说刊物分几级怎么分也很不好操作。如果设立社科院士，又有什么理由反对那些有几百篇部论著的社科期刊的编辑当选（因为其中也有个别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刻苦高产稳产的）。理工科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则不一样。因为前面已讲过，首先，科技界评价一个科技工作者主要不是看他有多少论文专著，它们不是科技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其次，科技类的大部分学术期刊都要对所发的稿件收费，收费金额一般又大大高于稿费金额。所以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编辑一般不会把自己没有什么水平质量价值新意的论文交换发表。因为那样只能得点小名得不到利还会折（或蚀）点利。而社科期刊的某些编辑们若交换发表论文既能得大名又能得大利（因为大多数社科期刊不收发表费版面费还要给稿费）。
三、重视社会科学的方式
综合以上分析论述可知，不宜像选举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为科学院士工程院士那样，选举最优秀的社科工作者为社科院士。这是因为社科成果的重要性难以用科技成果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就不宜像科技界那样设立院士。这不是说社会科学不重要。我们且不说马恩列斯毛邓的主义思想理论比优秀的科技成果重要多少。就是1978—1979年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后也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哲学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其他如《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修订各版促进了语言的规范和统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辞海》（“文革”后新修订的各版）普及了各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新英汉词典》给亿万群众学习英语带来了方便，有力地配合了对外开放。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我国的文明史往前推进了好几百年，等等。
我认为，重视社会科学、尊重社科工作者、充分发挥社会科学作用的举措不在于设立院士什么的，而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 l、在决定大政方针时，注意征求社科工作者的意见，吸收他们的成果、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等。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还可以进一步加强。2、适当增加社科研究经费，资助办得好的社科学术刊物正常运作，资助优秀的社科著作、论文出版、发表。适当增加社科课题的立项。目前每年的立项太少，且相当大一部分被少数权威把持。适当提高稿酬。现在有些学术刊物不给稿酬，个别的还要作者倒给发表费、版面费、审稿费等。这些刊物这样做也有它们的难处，所以需要国家适当增加拨款来解决。3、改善社科科研条件。资助各大公共图书馆、各重点大学图书馆购买国内外的图书、报刊。资助社科研究院所、各大学购买文科很需要的复印机、微型计算机、扫描仪等设备器材，资助上网联网。这些设备目前仅配置到系、所一级，应争取普及到教研室、研究室一级。4、可适当提高社科成果奖励的档次级别。目前最高级别的奖励是两年一次的省级奖、中国社科院奖，三年一次的教育部奖，1999年全国哲社规划办评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可增设国务院级评奖。5、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现在也请一些很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讲点课，这是一个好开端，望能坚持和加强。各省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应向中央领导同志学习，请当地的社会科学家讲点课。6、文科学者对外交流的机会和名额很少，诸如出国开国际学术会议、作访问学者、调查考察、合作科研、讲学、攻读博士、作博士后，等等。应多给名额多给机会。7、许多社科学术期刊只有内部准印证号，尚无全国统一刊号。对其中办得较好的应批给统一刊号。
总之，由于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各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不必处处要与科技工作者攀比（诸如重奖、学部委员—院士、年度十大新闻、年度十大成果、争论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是第几生产力等）。我们应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于科研、教学和其他工作，争取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民主和法制建设，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努力。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8月9日
这个时代有大师么？
某兄在学校务虚会的小组讨论时，坚决地表达了一个观点：这个时代已无大师，这是一个没有大师，也不需要大师的时代，眼下有的只是名师。这个观点相当动人。我也想说几句。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公认的大师标准。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有每一行的大师。鲁班是工匠的大师，俾斯麦是政治的大师，爱因斯坦是自然科学的大师，康德是哲学的大师……，如此等等。所以，我们讲到大师必须给出一个定义，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他是做什么的，这一行的顶尖标准是什么，如何判定他达到了这个标准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比较稳定的共识，那么关于是否存在大师就不成其为可以回答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大师，就无法对有无大师作出判断！某兄自然有其心目中大师的标准，他说不存在大师，其实是说不存在自己心目中认定的大师，此话当然不错的，不过无法推广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认同。
其实，否认大师存在这个观点的深层心理，颇值得玩味一番。记得小时候观察到文革运动中，红卫兵没有一个是愿意承认权威的，只要愿意随时就把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押出去游街。政治中的平民造反，其特征是打碎科层制和职权；在学术界，也有平民造反这类事情发生，那就是批判大师。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的东东大行其道，每个学术平民的手上也多了一本××语录。每当需要批斗谁谁时，就翻开来，念上一段，让挨批的大师自惭形秽。文革的那些造反者，现在看来一直是在意淫，那么今天那些批大师的学术造反派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闻名学术界的索卡尔事件对后现代思潮的打击，也许会让我们恢复一些对大师存在的信念。
带着激愤的情绪否认大师存在，其实说明了内心对大师的渴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平庸的、没有英雄的世界。王菲在她的歌中唱到：“这个世界需要有人被崇拜”，此言一针见血。十年前陈寅恪的幽魂被活人唤醒，让多少人精神振奋，不论他本人是否当得起人们的崇拜。今天我们需要造出一些大师的金身来平抑内心的焦虑，为的是解决心灵的平静问题。所以，说时代不需要大师，这个断言相当武断。不论是否真的有大师，也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真正的大师应该怎么样，大师都会应运而生。说白了，学术大师是被需求创造出来的，正如菩萨是人们创造出来一样。
我分明知道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高尚、有的猥琐；有的自私，有的忘我；有的高迈，有的低俗……；在学术界，情况也一样的。学者和学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各自做了不同的学问，而是自然分出了三六九等。如果我们从德识才学四个方面来衡量，都在前茅的那些人，或者多数的指标在前茅的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
这些人，真正是鹤立鸡群的，无论叫他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得睁开眼睛仔细看看，周围有多少个这样的人。
顺便说一句，网上公布了社科院学部委员和名誉学部委员的人选。荣誉委员，有不少我是很服的，不是服他们的学问，而是服他们的德行。至于委员，其他行当的我不知道，经济学这一行的，真的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只好闭嘴。当看到程××大名赫然列在其中，感觉就像吃了只苍蝇。我们不敢否认大师的存在，不过大师是谁，肯定不能像中国社科院这样来定。
如果我们不愿相信当下学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良知，那么不妨求助于时间。
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获得长一些，也许不要等到二、三十年后，历史就会告诉我们，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谁是大师、谁是小丑！
浙大有了新校长
新校长上午到任。杨卫，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教育部研究生司司长。一看就是一个很务实，很低调的人。尤其让我们放心的是，他的父亲是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本科生，他的儿子也是浙大机械系的本科生。他一到任，祖孙三代都是浙大人了。我相信他们一家对学校的感情会激励他努力工作。他家庭的这个背景对于获得浙大的认同十分重要，是他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现场的全体人员对他讲话报以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从他的报告中可知，事先对浙大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认识。
我预期潘校长会像张书记离任时那样流下眼泪，不过离得远看不清到底什么表情。
读《凯恩斯传》
因为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公务也就被豁免了一部分。于是得以坐在自己书房里阅读新版的《凯恩斯传》。这是一部名气极大的新版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因为写了此书而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爵的荣誉，入选上议院。
比较凯恩斯的弟子罗伊.哈罗德的《凯恩斯正传》，本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因为30卷本《凯恩斯文集》的出版，作者手中掌握的公开文献比哈罗德要多得多。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作者历尽艰辛从凯恩斯的公共文献保管人卡恩、私人文献保管人凯恩斯的弟弟手上读到了大量不宜公开的材料。所以，仅就资料珍贵性而言，新版的传记远在哈罗德版传记之上。
其次，作者的立场也要比哈罗德独立和超然。哈罗德是凯恩斯弟子和崇拜者，无论无何都不可避免为尊者讳的通病，对凯恩斯个性、理论、行动的观察和理解总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以致于连凯恩斯最中意的弟子理查德.卡恩对哈罗德都很不满意。斯基德尔斯基的父亲虽然也曾经是凯恩斯的学生，但作为后人，毕竟得以超脱了当事者的局限。
第三，作者对凯恩斯思想方式和理论创新缘由的剖析要比哈罗德版的传记更有说服力。比如，在全书的多处，作者不厌其烦地分析了摩尔伦理学对凯恩斯世界观的影响以及凯恩斯自己关于社会事件的概率解释的理论对后来理论创新的影响。等等，这类分析在哈罗德的传记中是比较缺乏的，而作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后人应该了解思想革命的缘起和武器库的提供者。
第四，虽然作者并不认为凯恩斯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理想对象，他还是运用了大量的内部资料分析了凯恩斯自己的偏好、朋友圈子、情感表达方式与其学术、政治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对凯恩斯思想的外部史和内部史的考察是齐头并进的。
当然，这部传记之所以吸引人，还在于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凯恩斯与多名男子同性恋经历，特别是对画家邓肯的终身不渝的爱情。以及后来和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莉迪娅的婚恋。作者并不希望这个方面的内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重点，但与老版讳莫如深的做法相比，本书最大的亮点确实不能不说是在这个方面。
阅读这部传记，我们确实深切地感到，如果不能清楚认识传主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以及所处社会历史变迁的局面，我们就无法认识某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思想和理论为何会诞生。思想史的主要线索应该从伟大人物的生活世界中去寻求。
这部传记使我对“凯恩斯革命”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深化。再一次确信，不读名人的传记，不了解伟人的生平与事业，治思想史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遗憾之处。我最关心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熊彼特的关系在书中语焉不详。尤其是作为凯恩斯老对手的哈耶克，出场次数似乎太少，看了很不过瘾。《哈耶克传》和《波普尔自传》反而要更加详细些。不知道三卷本是否有更详细的记录。弗兰克.拉姆塞、维特根斯坦、弗吉尼亚.沃尔芙与凯恩斯之间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互动揭示得很不够。对凯恩斯长期置身于其中的布鲁斯伯里精英文化圈到底如何影响凯恩斯，书中的记载过于粗陋了。
另外，中文版的翻译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人名不能采用标准译法以及前后不统一问题最为突出。如此大部头的一部书没有事项和人名索引，给更精细的利用带来了困难，不知道这是原版的缺陷还是翻译本的缺陷。
推荐大家认真读一读这部传记，我保证如果你静下心、沉住气，坚持读下去一定有所得。